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某天，北京市的工商和公安部门联合查抄了一个私人打金窝点。毫无悬念，打金者全部来自福建省莆田市北高镇。执法人员不会想到，面前这位几乎不会说普通话的莆田农民，几年后竟成了顶级富豪。如今，他的金店在全国遍地开花，资产数以亿计。本文转载自：谷雨实验室（ID：guyulab） 作者：「谷雨特约撰稿人」赵晗 编辑：秦旭东
这位莆田黄金首富就是荣发的父亲。他的背后，是逾12万在全国从事金银首饰行业的莆田北高人。截至2016年，由北高人经营的黄金首饰门店，占据着全国每年近6000亿零售份额的三分之一，加上批发环节的2000亿年产值，北高人每年创造的黄金首饰产值达4000亿元。中国前十大黄金首饰品牌加盟店面中的七成，也由北高人控制。
“我早就料到东庄那些人会坏了咱们莆田人的名声。”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处高档小区附近的串儿店，荣发和祖籍同是莆田北高镇的胜利、跃辉一起撸着烤串聊着天。三人都具有一流大学的研究生学历，胜利在某外企担任高管，跃辉一路名校毕业后在北京当公务员。
要不是行为不检点的莆田系医院频频出事，掌握着中国大陆八成民营医疗份额的莆田东庄的医疗老板们，仍将和垄断其他行业的老乡们一道，继续悄悄地发着大财。
这三位莆田青年有些不高兴，“‘莆田系’被污名化了！”现在人们一提到这三个字，马上会想到“骗子医院”，实际上泛莆田系在中国乃至全世界经营的生意多到出乎一般人想象。
莆田是福建中部沿海的地级市，户籍人口三百多万，设有荔城区、涵江区、城厢区、秀屿区和仙游县。其下辖的区县和乡镇，多数都有着实力强大的标杆行业。例如，东庄镇搞医疗、仙游县搞红木、涵江区搞农贸、忠门镇搞木材、北高镇搞黄金……
串儿店里殷勤推销啤酒的服务员不知道，眼前这位戴着金丝眼镜，穿着看不出品牌的T恤衫，清瘦文气的青年，是个超级富二代。荣发年初给2017年定的小目标是“利润一个亿”。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完成5亿的销售流水。
“财不露眼”，是莆田商人的家训。越有钱的人，在外人面前越会刻意保持低调，带点儿穷酸都不怕。
莆田商人在通往财富的道路上心无旁骛，风雨无阻。虽然躺在亿万家产上，荣发却从未停止工作。不敢休息，不敢娱乐，不敢有周末生活，他不停地出差，开店，拓展人脉，不荒废一分钟。
2016年，荣发曾经试过练毛笔字修身养性，但练了没多久就果断停笔，发现“追求精神的时候会分散注意力”，“学书法的那段时间智商急剧下降，不敢再写了”。
跟荣发迥异，跃辉不介意当月光族，他的周末通常浸泡在咖啡馆、博物馆、大剧院、健身房里，还专门为修炼心性而学习古琴。“你周末不要老呆在办公室，多出去走走，打打高尔夫。”跃辉劝荣发注意休息。
荣发摇头：“我没有时间风花雪月，没有什么诗和远方。说实话，都步入30岁行列了，应该要更实际了。”荣发年满32岁，年龄危机时常折磨着他，“平时在外闯还能自欺欺人，一到春节，标杆都起来了。你是什么水平，一量就知道了。”
2018年的春节近在咫尺，这是莆田人一年一度的竞技场。过年回老家亮相，喝一圈茶，吃一顿寿宴下来，“跟做这个做那个的一交流，就发现自己钱挣得还是少。”荣发边撸串边说，“因为它有一个氛围，永远不会觉得够了，可以收手了。永无止境。”
“东荒犹太人”，还是西西里？
福建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古时交通不便，仿若孤岛的福建人跟海更亲，商业气氛浓厚，人人想着创业当老板。
有福建人自比“东荒犹太人”（“h”、“f”不分，把“方”读作“荒”），也不避讳在世界范围内和浙商的竞争关系。很难统计，中国究竟有多少行业被“东荒犹太人“垄断。
但就在福建省内，也存在着一条由南向北的鄙视链。著名侨乡“厦漳泉”（厦门、漳州、泉州）又被称为“闽南金三角”，讲闽南话，奉行“爱拼才会赢”，经济发达。
漳州人万金拥有闽南金三角人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他们把不讲闽南话的人统称为“北仔”。万金是一家经营建材生意的民企老板，他总结：“生意人”简单趋利，“商人”懂得经营，“企业家”赋予组织生命，“领导者”建造企业公民。
万金认为自己正在向“企业家”这个层次迈进，提起莆田系，他耸耸肩，说不欣赏他们中的一些人赚钱手段太low，做人太精明。自己普通话也说不利落的万金，还常嘲笑莆田人口音浓重。
2016年5月初，莆田系医院发源地东庄镇，密密麻麻的乡村别墅群。
万金接过一些莆田东庄医疗大佬的别墅装修生意。他在那些气势恢宏、极尽奢华的乡村别墅群中溜达，五味杂陈。他看见十几层带电梯的私家别墅此起彼伏，一户人家住的有可能是北京一个小区的规模。这些别墅仅外墙，一年的养护费用就非常可观。
包里老放本书的万金说：“我常想企业文化，B-corp(共益企业)，人家莆田人就什么都不想，两眼一闭先挣钱再说。”万金对莆田商人的看法在福建乃至全国都颇具代表性。
万金通晓闽南话、客家话、福州话、广东话，唯独莆田话一个字也听不懂，也不想学。不像广东话和客家话分布较广，全世界只有中国莆田地区的人讲莆田话。在任何地方，如果莆田人识别出有人在讲莆田话，就等于找到“家人”了，遇到什么困难就不用怕了。说是“家人”一点不为过，地域范围小，七姑八姨的总能攀上关系。
不仅是语言，生意上莆田人跟闽北闽南也没有什么交集。除了莆田人，其他地区的福建人一般不会为某些莆田系医院骗钱的做法护短。
但在莆田，无论是黄金大亨还是木材大王，都不会对隔壁东庄镇搞医疗的同乡有什么非议。莆田人的荣誉、名声和信用，都有一个明确的作用范围：老乡。作用在非莆田老乡身上的事情，不作评价也不关心。
魏则西事件后，各种揭露莆田系的文章层出不穷，所谓内幕对万金并不是秘密。在一边倒的声讨中，学者吴强写的《假鞋、医院和西西里：莆田人的心灵世界》令他眼前一亮。
吴强指出：“对真正的莆田人来说，在外或对外如何失信或者违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得罪自己人特别是家族，家族伦理和地域认同超越一切。”万金深深点头，继续读到，“莆田人对血统关联的重视超出平常许多，对家族和家族利益的强调也可说是至高无上，几乎就是当地唯一正确的‘民间宪法’，可以超越大众或社会伦理乃至法律。”
万金同意吴强的观点，与其比作犹太人，莆田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意大利的西西里——在贫穷和动荡中孕育了黑手党。西西里人不相信代表外来征服者的政府，也不相信保护特权阶层的法律，他们只相信家族，拒绝与政府机构和司法体系合作。黑手党在外或声名狼藉，但在西西里岛内却是正义化身。
长期处于某种隔绝状态的莆田人，也更在意莆田体系内的评价。不过，莆田人并不排斥攀附权力。
与西西里对天主的一神崇拜不同，莆田人是泛神崇拜。丁荷生(Kenneth Dean)和厦门大学郑振满教授在莆田做了15年调查，合作出版了关于莆田平原仪式联盟（Ritual Alliance of the Putian Plain）的书。根据他们对莆田七百多个村子的研究，发现莆田平均4.7个村庄会联合在一起举行共同的仪式和游神活动。平均每个村庄有3.6座庙，庙里平均供奉神像4.03尊。在某些村庄，庙更是多达18座，供奉的神像多达35尊。
每年春节，跃辉也会和父母回莆田老家。如果说荣发是回去参加财富竞赛，那么跃辉回去更像是田野调查。虽然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各种宗教仪式，但他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老家春节前后的游神和连续几天的大戏。无论属于哪个仪式联盟，莆田人会在春节特定的日子全民上山祭拜。从后土夫人到天后，从田公元帅到钱四娘，从孙悟空到猪八戒，拜什么的都有，释道不分。
在跃辉看来，莆田的春节，除了是财力比拼的竞技场，更是一场热烈的宗亲联欢，强化着所有莆田人的内在誓言：“天下莆田人是一家，家人比什么都重要。”
黄金首饰产业链缘起
在莆田，每个行业的开端都看似偶然。可以说，只要有一个人干出了名堂，很快和他沾亲带故的亲友邻居，一个村一个镇，便会形成产业。这里全民皆商的村子非常普遍，呈现出“传带帮”的裂变式增长。比如北高镇美兰村，虽然位置偏僻，但村中的2000户人家在全国开了超过2000家金店。
如今的莆田黄金首饰产业，以北高镇埕头黄金珠宝村为中心，辐射埭头镇后温村的水晶宝石加工基地和东峤镇上塘银饰市场，连同埭头镇武盛村的金银模具市场，形成了一条闪闪发光的完整产业链。
在成为中国黄金首饰交易市场霸主的道路上，莆田北高人共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张氏金镶玉为代表的对传统工艺的传承与涵养。
1902年，15岁的北高人张阿罕只身奔赴香港讨教金镶玉的手艺，这成为北高人进军黄金行业的开始。1908年，张阿罕学成归来，不久前往上海开店。金镶玉技术，加上北高自明朝就有的金银首饰加工传统，为日后打金业崛起埋下伏笔。
1949年之后，随着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多老字号店铺连同金银带模具都被收归国有，后人手艺荒废。
贫穷，是荣发父辈的可怕记忆，连荣发也记得童年的窘迫。莆田地少人多，除了地瓜，盐碱地上没有什么丰产的农作物。要吃饭，是莆田人勇闯天涯的根本原因。
万金的爸爸提到莆田人，心生怜悯：“他们过去太苦了。不过现在莆田可不得了。”老万记得，当年福建就数莆田出的大学生最多。出了大学生国家包分配工作，吃公家饭。他们的口号是：“多培养一个大学生就少占一块地。”
从“投机倒把”开始
莆田北高人重拾黄金加工手艺闯荡天下，是改革开放之后。身揣800块钱，荣发的父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只身来到北京。只有小学学历的他四处碰壁，最后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住过火车站，也住过大桥下。眼看要花光最后一毛钱，他通过老乡找到了一份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私人打金。
改革开放前后几十年间，中国对黄金白银都实行高度管制，严禁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私下交易黄金，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莆田的游商并不明收黄金，只从事加工，打打擦边球。即便如此，他们仍是公安和工商的追查对象。公安抓人，工商没收东西。
即便风险巨大，天不怕地不怕的莆田人也没有错过发财机会。
著名喜剧《我爱我家》中有一个桥段，是志新向家人调侃勇闯海南的保姆小张如何致富：“这孩子打小吃苦吃惯了，苦出身哪！……到那以后，先是跟着我们打工，挣了点小钱，然后开了一小饭馆，完后又改成小杂货店，业余时间炸油条，扩建成麻绳厂，完后又翻建成工艺美术大楼，最后立了一座垃圾处理中心。”
看上去哪儿都不挨哪儿，但钱就这样赚了。同为苦出身的莆田人快速集聚资本并转型，也是类似路径。比如，改革开放初，莆田忠门人提着蒸笼走天下，全国绝大部分的蒸笼市场都被忠门人承包了。积累了财富后他们转战木材生意，从大兴安岭到西伯利亚，从非洲到北美。最终，区区忠门人挤垮了整个国营木材供应体系，开创了进口木材的大市场。如今，忠门人几乎垄断了中国的木材生意。
而北高镇埕头村的打金匠，则是拉家带口“传帮带”，遍布全国去打金。他们的金银原料主要来自民间，按需加工首饰，挣取买卖价差和加工费。
回顾这个阶段北高黄金产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另一位打金鼻祖——现年92岁高龄的埕头村人叶仙芳（曾用名叶先锋、叶仙风）。他年轻时自学打银，为村民加工银饰。几十年间，他把打金银的技术和奥秘传授给同乡，使得家家都掌握一门看家手艺。他的带动促成了北高打金的行业之风。如今，叶家的公司规模已相当大。
哪里有市场，北高人就到哪里去。从南方的小村庄，到西藏拉萨，再到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甚至是缅甸的佤邦，那里的军官太太迫切需要打金服务。
一队队的北高打金匠，走遍全国，白天分头扫村扫街，晚上集中休息。一般不出半个月，北高人在各地设立的加工点就可以把周边男女老少的金银首饰都打一遍。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已经有不少打金匠积累了数十万的财富。
但发财务必保持低调。一来谁的第一桶金都不太禁得住审视，谁也不知道“打损耗”究竟为自己打来了多少黄金，又有多少颗老太太的大金牙被说成是假的随后便自己留下。二来北高人可不满足游街生活，四处游走中他们接触到了财富之源——金矿。
悄悄地，北高人开始运转地下交易市场，转战危险的黄金交易和长途贩运，行话“拖金”。
莆田籍作家郑国贤著有多部闽商题材作品。凭借莆田身份，他得以接触到许多北高镇的神秘黄金大亨，并根据他们的讲述整理成《男儿脚下有黄金》一书。
据书中讲述，北高叶氏黄金家族的兄弟在打金过程中接触到了金矿，很快他们的主要业务便从打金转向黄金运送，主要路径是从河北承德和陕西潼关的金矿到莆田市北高镇。
莆田妇女们改造了一条又一条的丝袜，帮夫兄“拖金”，做到真正的腰缠万贯：去程缠钞票，回程缠黄金。从早期贩运禽苗“走天下”开始，莆田人就是坐火车的天才。
叶氏高徒翁文炳，就成长于一次次的危险运输。生意越做越大，丝袜已感吃力。闯过一次次凶险，翁文炳积累了大量经验，后期干脆直接用旅行包装满钱，一次五万。
北高的其他青年也不甘落后，他们平均每月往返金矿几趟，虽提心吊胆，但每次单人都可运来三四百克黄金。除了在北高镇内部的市场消化，还可以转卖给浙江商人。
在全国一轮轮的严打中，很多打金匠被抓了进去，“投机倒把被枪毙”的恐惧不时笼罩在这些坐着火车运黄金的男人心头。不过，就连明清时期的海禁也没能拦住福建人下南洋去经商，政策禁令从来挡不住莆田人的生意。
提纯，是另一项难点。过去北高的师傅们使用土法炼金。翁文炳苦苦钻研，把打金匠从全国收到的碎首饰掺入精准比例的银和纯硫酸，纯度可达到99.6%，是当时人工提纯的最高水平。
如今，翁文炳已是超级黄金大亨，他的金店分布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有数十家自营店和数百家加盟店。
同时期，莆田东庄镇人也没闲着。他们和打金匠一样，走南闯北，把专治皮肤病和淋病梅毒之类的小广告贴遍了全中国的电线杆子。
荣发父亲的第一个打金作坊就在北京。刚干没多久，就被公安和工商联合查抄了。跟所有80年代来北京的第一代莆田拓荒者一样，他不会讲普通话。费了半天劲，还是没能和公安解释清楚，只是反复表达：“如果我不做这个事情我就回去了。”他指的是没有活路就只能回莆田受穷。
打金器具被缴没了，荣发父亲跟着公安执法人员来到办公地，在门口蹲守。终于，一个参与查抄他的公安出来了，骑上了自行车，看样子准备回家。他窜出来，一下抓住了自行车。这位公安吓了一跳，问他要干嘛，荣发爸说：“不干嘛，请你吃饭。”
荣发也不知道父亲当时是如何说服了公安，真的和他一起吃了饭。在饭桌上，两人推杯换盏，几杯酒下肚，已经能谈到心坎上。他们在日后甚至成了好兄弟。
荣发父亲说，你看我不容易，没吃没喝，来这里谋一个发展，不然的话全家人都得挨饿。讲到情深之处，这位公安说，我跟你也没什么仇，你就做吧，但查的时候还要应付一下，不要被抓到。
在烤串儿局上，荣发跟跃辉说起父亲当年筚路蓝缕，情绪激动。“特别拼，攻心能力强，柔性的人情世故”，是他眼中的莆田人精神。
“莆田人胆子大，做一件事情不会考虑前、考虑后，成功与失败以后再说，遇到困难就想办法解决。”跃辉补充解释这种大胆，“只要能赚得到钱，合法不合法另外再说吧。”
2000年，黑龙江省黑河市华兴金店的小伙计正在打造首饰。华兴金店的老板郑金火，是福建莆田人。
富二代的地下室童年
与父亲不同，荣发的普通话相当标准，只是略有鼻音。每当感到由鼻炎和咽炎引发的不适，他都会想到自己曾在北京落脚的家，确切地说，是个防空洞。
2017年末，北京市的一则新闻触动了荣发的回忆。大兴区一场夺命大火，加速了北京清退外来流动人口的速度。许多群租屋的住户被赶到寒冷的大街上，地下室也早就不让住人了。住在自己价值上千万的豪宅中，荣发不会忘记当年和父母亲戚蜗居地下室的日子。
1995年，莆田农村小孩荣发跟随父母来到北京，住在菜市口大街附近的一个大杂院。荣发一家五口，连同姑姑家和其他亲戚，十几个人租住在一个十多平的屋子里。只在春节才吃一顿排骨。
打金需要使用浓盐酸和浓硝酸混合的王水，会产生噪音，也不安全，大杂院不是理想之地。后来，他们搬到当时还很落后的大兴县西红门镇，租了一个地下三层的防空洞房间。
荣发开始在西红门小学借读。那时荣发也不太会讲普通话，“衣服也穿不好，不如北京人那么洋气”。他的同桌是个北京小孩，总嫌荣发“这也不懂，那也不懂”。
他们住的地下室也是父亲的作坊。时而有灯，时而没有，地下三层潮湿、憋气，但却是打金的好地方，公安和工商都不容易找到。不过代价是，荣发认为至今仍饱受其害的鼻炎和咽炎，就是那时闻多了浓盐酸和硝酸落下的病。
“莆田来的小孩究竟住在哪里”成了同学间议论的一个谜。那时学校经常组织小组活动，荣发就怕别人问他住哪。有同学跟随荣发放学，试图发现他的住址，结果在门口使劲敲门，也无人应答。“我根本听不见。地下三层呢。”荣发说。
在小学适应了一两年，普通话会说了，再加上考试成绩出色，荣发想竞选小组长。结果老师只说了一句：“你选什么小组长？”荣发就放弃了。
那时候家里生活很困难，荣发还记得一根香肠的故事。一天，荣发爸买了一根香肠，为了看起来显多，剁得非常碎。过油炒了一下后，一根香肠分成了两碗。看上去一碗多些，一碗少些。荣发和妹妹争来争去。爸爸生气了，绷起脸来说把香肠都倒了，不让他们吃了。
兄妹两又伤心又后悔，找来找去，终于在碗柜的最上面找到了这两碗香肠碎。荣发时常回想起这两碗细碎的香肠，似乎在那一刻开始长大。
小学上完，荣发不得不回老家上初中。不过这一次，他听到别人议论说，“北京小孩回来了”，忽然感觉自己“牛”了起来。
莆田系里的“传帮带”
荣发上初中的三年，也是父亲在北京的打金事业发展的关键时期。不久，他们家就盖了村里第一栋六层别墅，活像一座大厦。
北京大兴地下室三层的打金作坊生意越来越红火。老家能叫得动的穷亲戚都跟了过来，加上充当引路人的荣发一家，地下室满满当当住了几十口人。
对莆田人来说，无论在哪里做生意，提供最大助力的就是同乡。在这个体系中，只要讲莆田话就够了。在“传帮带”的圈子里，上游下游，全是莆田人。
在莆田人的世界中，评价一个人，不光要看他自己挣了多少钱，还要看这个人的带动能力辐射圈，衡量标准是对家族、村里有多大贡献。
辐射的半径看个人能力，但直系、堂兄弟、表兄弟这一圈一定要算上。一个大哥自己做得再出色，如果亲兄弟、堂表兄弟、很近的亲戚没发展好，旁人便会说：“你看他弟弟还那么穷，这个人一定不怎么样！”
地下室的那段时光挣钱特别快，根本忙不过来。打金非常辛苦，而荣发家不敢对外招工，可以跟着荣发父亲一起吃苦并值得信赖的，只有亲戚了。
但莆田人终归还是喜欢单干，能干的人基本都留不住，纷纷独立发展。到现在，当初和荣发父亲一起在地下室三层奋战的穷亲戚，个个都是亿万富豪。比如荣发的姑姑家后来自立门户，开了不少金店。她投资几百万的店，一年就能挣上千万。
从地下交易到黄金帝国
2001年，荣发重新回到北京上高中。这时，他们住进了西红门的别墅，这是他家在北京置办的第一套房子：190平米的联排，花了100多万。
父亲选这套房子的原因很简单：可以办北京户口。当时西红门镇为招商引资，买别墅的可以连带落实北京户口。那是北京户口政策绝无仅有的一小段窗口期。
也就是在那几年，国家逐渐开放金银行业的政策管制，莆田北高人的地下金银交易市场逐渐浮出水面。
2002年10月30日，中国的黄金零售业务开始对个人经营者开放。彼时，国内绝大多数黄金加工企业经营规模小，款式设计陈旧，营销落后。同时，中国大陆的黄金人均销量只有0.16克，是台湾的五分之一。
像荣发父亲这样积累了第一桶金又有黄金加工技术的莆田北高人，迅速填补市场空白，承包早已开不下去的国营黄金专柜或干脆自己开店，建设金银首饰城，打造品牌，日进斗金。
今天，在全国6万多家黄金首饰零售终端店面中，北高人经营的超过2万家。
黄金首饰行业是资金密集型行业，但莆田人一般不会向银行贷款，最常见的是和亲戚或老乡合伙。莆田民间资金充裕，融资活跃，1天内融资上亿也不是难事。资金到位后快速复制商业模式，快速集聚新的财富。
荣发在北京上高中时已是班上最有钱的，但他行事低调，从不表现出来。有了北京户口，可以在北京高考，享受北京的福利。临考前，他也天天做噩梦，担心自己考不上大学，人生该怎么办。
最终，荣发考上了北京的一所大学。2008年毕业后，又去英国读了硕士。作为莆田富裕的一代，他拥有父辈无法奢望的学历资本。
莆田人的嫁妆和春节竞技场
富裕之后，荣发的父亲仍旧闲不下来。荣发佩服父亲的活力和体力，自愧不如。首富的一儿两女，也都到了成家的年龄。
谁能娶到北高首富的千金？众人猜测她的嫁妆将是什么规模。谜底终于揭晓。荣发妹妹出嫁时，家里陪嫁了将近一百公斤的黄金，一套北京的房子，一辆车。总金额在两千万元左右。
莆田人喜欢找莆田人。对于大老板家来说更是如此，“肥水不流外人田”。荣发也相过亲。比起别的地方，莆田的相亲效率更高，在媒人的安排下，一个星期可以见十几个姑娘，上午见一个，下午见一个。
女方的问题从不拐外抹角：在哪里发展？开了几个金店？如果双方看着顺眼，恋爱的过程非常短，可以火速成婚，谈两三个月的都算长。
不过留过洋的荣发有自己的打算，他最终选择了大学同学，一个广东姑娘。女方爱读书，已经完成了博士学位。
荣发的婚礼在莆田、北京和女方老家办了三场。在莆田那场，在自己家院子里办了一百桌。上的都是硬菜：鱼翅，鲍鱼，一桌一只穿山甲。
荣发有不少北京本地的好朋友。他常感叹一些同龄人，坐拥京城这么好的条件却不求上进，“才挣了几千万，就觉得自己成功了。”他分析，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身边的同学还开着捷达，就觉得自己行了。
荣发摇头，“如果我那样的话，就堕落了。参照物很重要。”他常举春节的例子：可能你挣一百万已经觉得OK，可看到他挣了一千万，后面还有挣一个亿的。于是一百万的想下一年要奔一千万去，一千万的要奔一个亿去，一个亿的要奔着上市去。这样一层层比下去，永无止境，怎能轻易满足？
围绕春节，莆田人每年开展一次竞技。什么都可以拿来比：这家房子盖得高，那家菜用料实在；这家的烟酒好，那家的客人更牛。每个人心里都在想：我要比他们更强！谈及信仰，荣发说：“我们那边的人是有钱以后想更有钱，很简单。”
他们提早安排好托车业务，两三千块一趟，从全国各地把自己最豪气的车拉回莆田，老板一家则坐飞机回去。
这些在外面很低调的莆田人，回到家乡则毫不遮掩。这是一年一度的盛宴：人能知道的各种山珍海味应有尽有。比手掌还大的新鲜鲍鱼一桌一盆，穿山甲一桌一只。按荣发的话说：“上千万的车可能不好见，五六百万的车不是见不着，几百万的车随处可见。”
莆田人在外面做慈善的不多，但对家乡却非常舍得，光宗耀祖是重要动力。荣发他们家族新建的祠堂，精雕细刻，盖了两层楼。总共造价两千多万，荣发家捐了大几百万。“挣钱的动力就源自于此。不就还是挣钱回去买面子吗？”荣发说。
富裕之后
无论是荣发还是跃辉，现在的他们和其后代将不再被贫穷折磨。
荣发已经连续好久晚上入睡难。翻来覆去，想为酝酿中的自主品牌起个好名字。品牌名称和故事讲述是北高黄金人普遍的软肋，总是在“福”、“金”、“昌”、“六”、“发”等字眼里转来转去，排列组合，或干脆模仿一个知名品牌的名字。
在北京当公务员的跃辉，则是隐藏于部委机关，低调行事的都市精英代表。他对来自莆田的身份怡然自得，从不刻意彰显，也不费力辩解。他看到无论是莆田的什么系，第二代往往在城市生活，受过良好教育，不少负笈海外，他们中愿意做父辈接班人的并不多。
“其实莆田人最看重的并不是钱，他们渴望的是知识和权力。但不幸的是，他们只有钱。”跃辉说。
2018年春节，无论是低调的精英还是富裕的草根，都将重新聚集在福建。荣发回到莆田的春节竞技场，万金回到闽南茶桌前。他们的世界面临同样的困惑：当贫穷的心智模式被彻底更新，富裕的一代何去何从？
（文中荣发、胜利、跃辉、万金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