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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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本文作者为 Moira Weigel，外媒科技专栏作家。近日，硅谷丑闻频出，人人嗤之以鼻。从性丑闻到最近一个月来的干政事件，硅谷似乎再也不是创投圈的香饽饽。那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湾区的创业者们又要如何自救呢？这就是本文作者所探讨的重点。
近几个月，科技行业负面新闻频出。一方面，企业内部文化出了问题；另一方面，对社会产生了消极影响。
具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恐怕我们也说不太清楚。或许是今年初共享搭乘巨头Uber爆出的性骚扰丑闻；又或许是科技公司遭到起诉差别对待女性员工和非白人员工；再或许是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帮助客户传播虚假新闻？
有人认为，俄罗斯恶意干涉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作为回应，美国政界开始规制之前放养的那些公司。今年九月末，按照参议院的要求，谷歌、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进行了内部调查，并称确有国外人士利用自家平台大量传播虚假消息。甚至连《纽约时报》都指责硅谷，称其再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我们向来认为，计算机网络有一种天生的民主性。毕竟民主这种反主流文化，最初就是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旧金山湾区。科技界的启蒙思想家Stewart Brand曾经指出，个人计算就是个人自由解放的重要工具。他的这一言论，激励了不少人走上自主创业道路。
上世纪90年代，两位英国媒体理论家曾经指出，所谓的加州意识形态，就是个人自由与取消市场管制的结合。其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是谷歌和Facebook这类平台对政治保持中立态度。它们只是表达政治的工具，本身没有任何政治立场，不能影响投票。这些平台秉持的价值观，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即分享、互联、社区、开放和表达。
虽然这些概念听上去比较含糊，但却切实对政治产生了影响，促使政客私有化公共物品，首先就是互联网。上世纪90年代，美国政府研究人员利用公有资金开发了一个网络，但后来交到了私人手上，为了逃避管理规制。这样一来，这家类似Facebook的公司，就能从以往那些非经济性活动中赚钱，比如与朋友聊天、互相分享图片等等。因此，这些公司天天挂在嘴上的开放和互联，也就自然而然成了自己赚钱的工具。
但与其他大多数意识形态一样，加州意识形态看上去并没有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尽管它存在许多内在矛盾，但数十年来已经成为了一种常识，促使硅谷重塑市场，改变全世界人民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如今，特朗普上台已经接近一年。不仅是激进分子，就连编辑和政界人士也纷纷对科技行业持怀疑态度。甚至越来越多身处科技行业的人，也开始质疑公司向来所秉持的核心价值观。上个月，彭博社就报道说，谷歌和Facebook的广告团队帮着传播虚假新闻。针对这件事，公司内部员工都表示：“再用‘我们是一个开放平台’来回应，已经没有什么说服力了。”
科技公司的某些员工，不需要对所发生的事情负责，他们认为自己深受政客和编辑之害。当然，他们也意识到，这些数字网络平台，已经与政治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不只是有人恶意利用网络平台来散布虚假消息，这些平台自身也都已经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政治色彩。因此，必须要做出改变。
有人认为，其中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加强政府管制，通过反垄断诉讼来打破这些科技公司的垄断状态。但其实，真正实施起来，会遇到很多困难。一方面，现有的反垄断法，主要是保证消费者享有低价；另一方面，带有垄断性质的科技公司，就是专门低价甚至免费为消费者提供服务。所以，政府想要管制的话，并不占优势。更重要的是，政府不能不考虑民意。毕竟Facebook、谷歌和亚马逊这三家公司的民众支持率，分别高达60%、82%和88%。
意识到这些困难之后，科技行业的积极分子，就想出了另一套方案，让大型科技公司自己的员工站出来应对这些问题。首先，要让普通员工了解科技工作；接着，把员工组织起来，让他们重视自家平台的政治透明问题和民主问题。为方便理解，我们暂且将主张这套方案的人称为“科技左派”。
以前，旧金山湾区的居民都已经习惯了激进分子的抗议活动，后者声称科技公司让自己的生活质量降到了中产阶级水平。但特朗普上台之后，湾区人民就从被抗议者变成了抗议者。今年一月，成千上万名科技工作者，走上旧金山和奥克兰街头，反对新总统就职。其中，谷歌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和知名创业孵化器Y-Combinator掌门人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均谴责了特朗普的“穆斯林禁令”。
其实，科技公司掌门人反对特朗普，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一直以来，旧金山湾区都是民主党人筹集资金的首要选择。在奥巴马执政期间，科技行业与民主党更是走得相当近。根据监督机构的数据，从2009年奥巴马上任一直到2016年，谷歌和白宫之间的人才流动多达250次。因此，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希拉里·克林顿，自然而然就是科技大佬们的支持对象。
希拉里大选失败后，不少初创企业开始抽出／减少原本用于民主党选举项目的资金和方法。2016年11月，知名投资人Swati Mylavarapu和奥巴马校友Ravi Gupta共同创建了一个叫做The Arena的政治加速器，专门投资那些先进的新组织。2014年，Mylavarapu的丈夫将自己创建的初创企业Nest Labs卖给了谷歌。后来，Mylavarapu就开始大手笔给民主党人捐钱。但在希拉里落选这件事上，她表示：“我一直想找一个能够代表未来的领导人，可却没有看到任何希望。”
除了The Arena，还相继出现了不少类似组织。比如，今年七月，来自领英的Reid Hoffman和来自Zynga的Marc Pincus，就联手成立了一个叫做Win the Future（简称WTF）的基金。
硅谷科技大佬一直强调自由，他们为民主党选举所做的一切，就好比科赫兄弟为共和党选举所做的一样，试图利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促使选举结果发生改变。但与科赫兄弟不同的是，硅谷这些人似乎不愿意在思想意识形态上作出改变。
相反，他们一直强调科技和基础设施，坚持认为科技就等同于民主。在今年三月的一次峰会上，各位发言人说来说去，就是“社区”、“志同道合的人”和“我们的价值观”这几个词。可问题就来了，我们究竟是谁？价值观究竟是哪些？
想要提高民主党人当选的概率，风险资本家的那套方法可能有用，但也可能没用。正确的做法，不能简单依靠科技工具，而是要将目光聚焦于科技内部，改变科技本身存在的政治色彩和立场问题。
“科技左派”认为，当下最为紧急的任务，就是促进科技行业发生变革，不再为那些目的恶劣的人服务，不该像以前那样一心想着帮助民主党人成功当选。事实上，他们当中不少人，对一些民主党人是不信任的，不认为数字工具能带来更多民主，也不认为科技行业必将促进社会进步。说现有体系中的亿万富翁，会主动变革所处体系，“科技左派”是持怀疑态度的。他们更加提倡的是工人力量，而不是风险资本，认为只有充分利用企业员工的力量，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使这些企业变革。
其中，最为积极的“科技左派”团体，要数由自助餐厅员工Rachel Melendes和工程师Matt Schaefer发起的Tech Workers Coalition（以下简称TWC）。刚开始，每月例会都是小型非正式的，轮流在成员家中举行。虽然这个组织看上去不起眼，但志向却非常远大，希望形成一种可以代替加州意识形态的全新意识形态。为此，他们把目光放在了劳动力这个向来遭到硅谷忽视的经济要素上。
TWC有两个主要目的。第一，让大家知道工程师并没有多么高大上，说到底也是打工的。当下，硅谷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让白领产生了一种自己并不属于工人的错觉。科技公司的员工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来越多，甚至把工作带进自己的生活。受大环境的影响，他们总是认为自己将来也会成为公司创始人或者风险资本家，而不是为了拿到薪水去完成任务的工人。
第二，让大家知道白领专业人士不仅仅是科技工作者。根据相关数据指出，每个工程师岗位能附带催生三、四个其他由独立承包商提供的低薪岗位，比如做饭和打扫等等。也就是说，白领职位和蓝领职位之间是存在严格区分的。但其实，他们都同属于科技行业。
媒体向来都更加关注工程师这类白领科技工作者。但事实上，TWC成员Ares Geovanos指出：“并不是每一位工程师都毕业于斯坦福，都在谷歌这类大公司工作，都拿着一年20万美元的薪水。”多的是工程师签着临时劳工合同，享受不到福利待遇，大型公司同样不例外。除此之外，初创企业的工作环境就更加糟糕了。员工都为了公司股权拼命工作，谁知到最后一场空。毕竟在现实生活中，初创企业的失败案例实在是太多了，就算融资拿到手软，也不能保证未来就一定成功。美国IT工作者的平均年薪，就只有8.1万美元左右。
换句话说，工程师也无法避免资本压力这个问题。在旧金山湾区，即便你拿着10万美元的年薪，也同样可能交不起房租，养不起老婆孩子。
可能你要问，既然薪酬不高、待遇不好，那为什么还要选择工程师这份工作呢？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加州意识形态深信不疑。至少说，他们相信科技未来会让世界更加美好，认为能够借助代表民主的互联网给社会创造价值。可谁曾想，等待他们的却是失业。那时候，他们才清醒地意识到，或许公司的任务只是为风险资本家创造价值，而不是员工或者社会。
对于许多科技工作者来说，特朗普的成功当选加速了他们的希望幻灭。他们发现，自己居然参与研发了“非主流右派”为寻求支持而传播虚假新闻的工具。想想新总统或许会利用自己研发的数字产品，来不合理监管移民和批评者，他们就觉得可怕。
对于不少人来说，2016年12月14日，就是一个转折点。那一天，特朗普召开了所谓的科技峰会，参会人员包括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光蒂姆·库克、谷歌母公司Alphabet首席执行官拉里·佩奇、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以及Facebook首席运营官雪莉·桑德伯格等等。
在峰会召开的前两天，知名科技新闻网站Recode创始人卡拉·斯维什尔（Kara Swisher）就以一篇题为《为硅谷感到羞愧》的文章，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谴责之情。与此同时，还有人发起了一项“绝不重蹈覆辙”的倡议，坚持绝不能再次出现IBM为纳粹提供数据管理支持这样的事情，鼓励科技工作者站出来，反抗政府为区分不同种族、宗教或者国籍而建造数据库的错误行为。仅仅两天的时间，该倡议就顺利拿到了1300多人的支持。
通过这些活动，TWC也迅速扩大了自己的组织规模。目前，使用Slack完成组织和沟通工作的TWC成员，已经有500人左右。另外，它在西雅图、波士顿和纽约等城市，还有不少处于初级阶段的分会团体。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谷歌、微软、苹果和亚马逊的许多工程师，都是民主社会党独立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忠实支持者，提供了大部分的选举资金。而现在，各个民主社会主义组织也开始从科技公司吸纳成员。其中，规模最大的要数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即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以下简称DSA）。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的成员数量，已经从7000增加到3万还不止。
DSA最大的分部之一位于纽约，该分部联合主席Will Luckman表示：“这些大型科技公司正在巩固自己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控制。因此，将这些公司的员工组织起来，在内部表达自己的反对意见，就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最近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表示出了倾“右”的意思，但他丝毫没有灰心。
“这里牵扯到一个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问题，但好在很多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已经适应了这种网络和科技环境。我们只是需要拿出一个更加合适的替代方案而已。”
那么，这样一种替代方案，究竟需要具备哪些特征？第一，承认这些平台带有的政治色彩。模棱两可的工程操作决策，会产生政治性后果。比如说，用赞成票和反对票来代替立场模糊的点赞。这样一来，就能够减少平台上那些边缘化的意见。工程师是否给消息应用发出去的消息加密，会决定政府暗中监视批评者的难易程度。
针对这种情况，TWC表示将要从民主角度出发加大对科技的控制力度。而且还表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就是以工会的形式把工程师组织起来。
其实，之前也有过不少试着规制科技公司的措施。只不过，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毕竟抵制谷歌或者Facebook，根本就是天方夜谭。这些大型科技公司几乎都是垄断性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不用谷歌、Facebook和亚马逊这类平台，要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且不说你身边的家人朋友都在用，现在就连找工作、找房子，都需要社交媒体进行身份背景验证。或许有人说，可以指望公司股东。但其实，在现如今的科技公司结构之下，创始人还是掌握着公司的绝对控制权。所以，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员工身上。
但他们又如何掌控科技、掌控公司呢？硅谷不是没有尝试过成立工会，上世纪70年代中，硅片制造商就试着成立过工会。后来进入80年代，工程师也尝试过。可惜的是，几乎没有哪一个能够顺利生存下来。人们不会与同一家公司，签订长达几十年的劳工合同，相反会经常换工作。
到现在，短工仍然是常态。平均看来，科技工作者在一个职位只会待一年左右。因此，想要在一家公司建立起便于组织和管理的关系网就非常困难。
Martin Manning曾经是硅谷的劳工组织者，他表示组织工程师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就拿苹果公司员工的话来说：“我们想要的东西，不需要工会就可以得到。那为什么还要工会？”
过去十年，科技行业获得的巨额财富，都得益于软件快速扩展升级的能力。上世纪50年代，福特这类公司想要增长，就必须要投入大量固定资本，生产足够汽车来满足需求。但数字储存成本很低，再加上云计算，网页应用程序无需过多投资，同样能够获得大批用户。
因而，与用户数量和营业收益相比，科技公司的员工数量是非常少的。但与此同时，这些核心员工也就拥有了讨价还价的能力。虽然科技公司已经把数据分析等工作外包出去，但软件工程还是不行。重新雇用工程师，教他们使用公司内部工具，是一件非常浪费时间的事情。
总之，“科技左派”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那就是创造条件和环境，保证真正的民主，不是简单涨点工资、多几天假。虽然政客确实是想要改变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设施，但其实它并不是最佳人选，因为只有切实参与建设这些基础设施的人，站出来反对和改变才能够收获最优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