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投中网，作者：蒲凡。猎云网已获授权。
如今聊起创业，最时髦的词语叫“超级个体”、“一人公司”。很多人相信，当世界跑步进入AI时代，创业者不需要所谓的“组织”“协同”“团队建设”也同样开发新产品、满足新需求。比如风险投资行业，就堪称这股浪潮中的“急先锋”：
在过去几年，无数顶级投资人选择离开A16z、红杉这样的顶级平台，成立个人的独立基金（Solo VC）。人们认为这种不设置团队、不设置复杂决策流程的公司结构，一方面能够更加“敏捷”，能跟得上当下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能够激活基金管理人的“创业者”心态，更容易与被投企业在策略优先级上达成共识、更能“设身处地”地为被投企业着想。
埃拉德·吉尔（Elad Gil）是这股独立基金创业潮中的绝对榜样。埃拉德·吉尔2020年开始运营自己的独立基金，先后投中了美国最大杂货配送平台Instacart、全球最大的设计协作平台Figma。2023年11月，埃拉德·吉尔完成了个人独立基金的第三期基金募资，总募资规模达到了10.95亿美元(近80亿元人民币)。两年之后的2025年11月，埃拉德·吉尔又完成了第四期基金的募资，总规模达到了恐怖的3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13亿元）。
要知道在整个2025年上半年，全球风险投资行业只有11支基金完成了5000万美元或以上的募资。毫无疑问，这就叫“资本用脚投票”。
但世界是参差的，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超级个体”的故事。就在风险投资人们大规模独立创业、争当Solo VC的同时，另一群投资人却相信“抱团取暖”才是王道——他们就是“对冲基金”投资人，自2024年以来大量独立对冲基金正在结束运营，把好不容易募集到的资金退回给了LP，回到了城堡、桥水、千禧年等大机构内重新开始“打工生涯”。
并且如今的事实证明，他们赌对了：据最新的业绩报告显示，由英国投资家克里斯·霍恩(Chris Hohn)创建的对冲基金TCI（The Children Investment Fund Management）在2025年创造了189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316亿元）的净收益，不仅击败了桥水、城堡成为年度业绩之王，更是直接刷新了对冲基金的自然年净收益新纪录。
从风险慈善基金到对冲基金
TCI其实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对冲基金，前身克里斯·霍恩和他的前妻杰米·库珀-霍恩(Jamie Cooper-Hohn)于2002年共同创立的慈善基金“儿童投资基金会(CIFF)”。
之所以能够拓展出对冲基金业务，是因为CIFF采用的是“风险慈善基金模式”，即采用类似风险投资机构的管理模式来运营的慈善基金，股权投资等金融工具所创造的收益是基金的主要资金来源，克里斯·霍恩作为基金管理人也通过“收益分成”的方式来获得回报。如果CIFF在当年的收益率超过11%，那么霍恩就可以从中拿到0.5%的业绩奖励。
“风险慈善基金模式”非常“市场机制”也“深谙人性”，可以说把基金管理者的里子面子都照顾到了。CIFF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收益都能超过40%，到2006年的时候CIFF已经成为BBC认证的英国最大慈善机构了，资产管理规模达到70亿美元。但一体两面，基金能享受金融杠杆带来的超额收益，也照单全收了金融市场的所有不确定性。于是2008年，当次贷危机席卷全球，CIFF也无法幸免于难，资产管理规模直接缩水了43%，耶鲁大学等LP们纷纷选择撤离。
为了避免惨剧再临，2009年CIFF做出了两项重大调整：首先是业务剥离，将慈善基金和基金投资划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以隔绝风险；其次是业绩收缩，返还一部分资金给损失惨重的LP们，资产管理规模减少到40亿美元左右。最终在2012年，随着霍恩两口子的离婚，TCI正式从CIFF架构内彻底完成剥离，成为了一家独立的对冲基金。截止到这一年，TCI（或者可以叫基金投资部门）总共为CIFF挣了19亿美元。
不过别看TCI有着慈善基金的出身，名字里仍然带着“儿童（Children）”，出现在媒体报道里的克里斯·霍恩总是西装革履、温文尔雅，但他们最大的标签其实是“激进”与“大胆”。一个经典的案例是：
2005年，作为持股仅1%的小股东，克里斯·霍恩却发布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开信，强烈反对德意志交易所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的合并计划，理由是这场合并本质上是一场大型、高风险的跨境收购，除了扩张业务版图之外并没有明确的增量。与此同时，整个合并过程将占据德意志交易所大概6亿欧元现金流，克里斯·霍恩认为这是一种低效的资本利用方式，管理层应该优先考虑有盈利能力的核心业务和股东回报，而不是通过一场大交易来满足自己的野心。
经过董事会反复拉扯与舆论造势，克里斯·霍恩大获全胜。交易最终告吹，时任德意志交易所CEO维尔纳·塞弗特（Werner Seifert）选择辞职。维尔纳·塞弗特在后来专门写了一部书来回忆这场失败的交易，书名叫《蝗虫入侵：对冲基金如何攻击德国公司》——书中的“蝗虫”明确指向了以克里斯·霍恩为首的对冲基金投资人，认为他们“看到套利的机会就蜂拥而至，榨取价值，让公司陷入更糟糕的境地”，说霍恩这个人“傲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是个典型的孤僻者”。
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在交易告吹之后德意志交易所的股价一路飙升，整个2005年的涨幅超过了90%。
类似的剧情也发生在荷兰银行（ABN AMRO）身上。2007年，TCI发布了一份致荷兰银行的公开信，措辞强烈地指出自2000年5月以来荷兰银行的累计股价回报率（不计股息）为0%，而同期同业银行及道琼斯欧洲斯托克银行指数的回报率约为44%。TCI认为，荷兰银行股价“惨淡”的原因在于管理层“暗弱无能”，近几年的决策没有实现内在价值增值。
据此，他们向荷兰银行管理层提出了五大建议，包括要求荷兰银行管理层必须考虑通过出售、分拆或合并关键业务部门，以最大限度地提高股东收益；拆分、出售业务板块所获得的资金必须通过股票回购或特别股息的方式返还给股东；这些建议必须限期6个月内向董事会报告执行情况。
最后的结果是，2007年秋季，由苏格兰皇家银行、富通银行和桑坦德银行组成的财团，该财团以710亿欧元的价格收购了荷兰银行，TCI从本次交易中获得超过10亿欧元的收益。克里斯·霍恩在后来一次采访中的回忆高度概括了他的心态：“大多数投资者都是被动的……坏事发生时，他们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我从业以来什么都见过。他们根本不像个投资者。”
总之，TCI就是这样一个对企业很残酷、对LP们很友好、高度忠诚于“业绩”的激进对冲基金，而2008年的“震荡”反而像是帮他们褪去了紧箍咒，彻底放飞自我。
2009年经过调整后的TCI顺利实现扭亏为盈，2012年TCI的收益率重新回到了10%以上，资产管理规模重新恢复到了80亿美元的水平。2019年，TCI的年度净利润达到了95亿美元，在LCH Investments（爱德蒙·罗斯柴尔德集团旗下的对冲基金研究机构）榜单中排名第一，首次成为全球最赚钱的对冲基金。
“索罗斯老了，现在看我的”
回顾克里斯·霍恩的投资生涯，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嗜血的金融秃鹫“索罗斯”。事实上，克里斯·霍恩也确实以索罗斯为榜样：克里斯·霍恩出生于一个移民家庭，父亲是汽车修理工、母亲在律师事务所当助理，老两口结婚之前生活在牙买加——这样的经历让霍恩始终是生活圈子里的“局外人”，觉得自己的“不合群”其实是一种“与众不同”，只不过缺乏一项重大的“成就”来证明自己。
“对冲基金”提供了这样的机会。霍恩最开始并没有太明确的职业选择，大学本科的专业是“会计和商业经济学”，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也顺理成章地进入了“会计师事务所”。但他的导师认为，他的才能应该不仅仅局限在“财务”，因此建议他继续深造。于是在90年代初，霍恩申请前往哈佛大学攻读MBA，并以年级前5%的优异成绩毕业，进而获得了华尔街的入场券。1994年，霍恩获得了第一份投资工作，加入了老牌PE Apax Partners。1996年，霍恩前往美国，在华尔街的对冲基金佩里资本(Perry Capital)工作，并迅速成长得到了独立创建欧洲分公司的重任，为他创建TCI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2012年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霍恩充分表达了他对“对冲基金”行业的惋惜，说：“对冲基金界的大腕，像索罗斯和德鲁肯米勒——那些过去敢于冒险的人——都已经退休了……这个行业现在已经制度化了，但我们仍然愿意成为一家愿意承担风险的基金。”
不过相比于第一次登顶，这次登顶的过程就“温和”很多了。根据LCH Investments发布的年度报告，2025年TCI的资产管理规模已经达到了770亿美元，过去三年的累积收益已经达到了400亿美元，但他们的投资组合非常集中，其中有超过520亿美元配置在9家美国上市公司中，包括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GE Aerospace）、微软、Visa、穆迪和标普全球。这些持有资产里，仓位最大的通用电气航空航天公司，持有股票总价值达到了142亿元，去年股价累计上涨达到90%。
此外，TCI还在欧洲投资了法国的两大航空巨头空客与赛峰，这两家公司的股价同样在去年上涨超过40%。收益颇丰的TCI也向慈善基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反哺，上一年度TCI向CIFF捐赠的资金数量达到了6.37亿美元。
横向对比，经历了达利欧退休、管理层迭代的桥水基金是去年赚钱第二多的对冲基金，收益为156亿美元，旗舰基金Pure Alpha的回报率达到了34%。去年深陷“反DEI”风波的德绍集团（DE Shaw）是去年赚钱第三多的对冲基金，收益为127亿美元，多策略综合基金（Composite Fund）和专注于宏观投资的Oculus基金分别取得了18.5%和28.2%的回报率。而顶级对冲基金城堡投资集团（Citadel）去年的盈利为74亿美元——虽然仍然赚钱，他们的仍然是有史以来赚钱最多的对冲基金（自1990年成立以来累计盈利904亿美元），但其旗舰基金在扣除到成本费用后净回报率仅为10.2%，是2018年以来的最差业绩。
换句话说，去年对冲基金们的表现，不但证明了“超级个体”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时代潮流，机构化、组织化仍然能有效地提升人类的产出，更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事实：那些折腾的、冲动的、总是求变的组织赚到了更多的钱。
这真是彼一时此一时。遥想2018年，当年全球对冲基金的资本规模缩水了880亿美元，出现了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的最严重衰退，一度出现过单月共计196亿美元的恐慌性撤资，进而导致超过400家对冲基金管理公司选择倒闭，但桥水却在这一年“逆势而上”，实现了9.1%的收益。心情大好的城堡集团创始人肯·格里芬大手一挥，在2019年1月以2.38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曼哈顿中央公园南侧的一处豪宅，刷新了美国房产交易史上的新纪录，刺激的分析师们感叹：“市场需要被再次提醒，优秀的投资者在哪里都是少数”。
还有一个反常识的地方在于，过去我们认为“抗周期”的关键在于专注、在于专业性、在于心无旁骛地研究线索。但克里斯·霍恩似乎是个截然相反、很容易受到“外部干扰”、喜欢“宏大叙事”的人。他的老朋友、前锚点资本CEO蒂莫西·克罗（Timothy Crowe）说：“很多经理目光短浅，他们能把资产负债表拆解得面目全非，得出他们认为的价值，却不把这种价值放在全球经济背景下考虑。我遇到克里斯的时候，心想‘这正是我们想要的经理人’，因为如果你想在欧洲进行事件驱动型套利，你就必须了解宏观经济力量将如何影响一家公司的估值。”
2023年年底，我在写“独立对冲基金倒闭潮”的时候，曾经下了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对冲基金就像是投资市场里的“经济适用男”，是善于“兼顾回报与风险”的角色，一定会成为热门人选，也一定只能成为“退路”的热门人选——而现在来看，“时代的交替”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凶猛，“安稳、不变、保守”的退路或许早就不复存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