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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北京发布新一批总规模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后。上海也出手了，总规模890亿的三支产业先导母基金于近期宣告成立。
分别是：
• 450亿规模的集成电路母基金，投向芯片设计、制造和封测、装备材料和零部件等领域；
•215亿规模的生物医药母基金，投向创新药物及高端制剂、高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高端制药装备等领域；
•225亿规模的人工智能母基金，投向智能芯片、智能软件、自动驾驶、智能机器人等领域。
三支母基金管理人均为上海国投，主要LP为上海市级投资平台、上海区级投资平台、上海国企、上海两大券商公司。相关机构累计出资数十亿至数百亿不等。
与北京前段时间发布的产业基金策略不同，上海将依托这三支母基金，组建多元化的基金集群。总计890亿的资金，或将让更多市场化GP参与到上海的创投生态中。
890亿投向三大先导赛道
在过去的一年中，上海设立了不少产业/科创基金。比如上海国资母基金、上海交大-大零号湾科技创新基金、复旦科创母基金、张江燧锋二期基金等。但市级层面的产业母基金迟迟未落地。
而在此之前，杭州设立了总规模3000亿的三支产业母基金，广州设立了2000亿的产业母基金，北京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设立了1000亿的8支产业基金。乍一看，金融之都上海的进度相对滞后了。
不过在今年3月，上海终于对外发布了重大消息：将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领域，设立总规模约1000亿的产业母基金。同时将为重点产业链新增2万亿银行授信，为重点招商项目打造1000万方智造空间。
这项宏大的投资计划，在最近终于揭开面纱：450亿投向集成电路，215亿投向生物医药，225亿投向人工智能。如果按照政府引导基金平均4.5倍的放大效应计算，未来上海将带动超4000亿的资金投入到以上三大产业。
先看赛道：
在“十三五”末，上海在产业发展上提出了“3+6”的架构，这里的“3”，就是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很快，这个说法就被写进了上海市先进制造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今年初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3年，上海市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3.9%，其中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6万亿。
据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不含并购），2019年-2023年，专业机构对上海的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疗三大赛道分别投资了1235.42亿元、250.11亿元、1349.31亿元。其中生物医疗、集成电路位居所有投资的前两名。
我记得在2019年前后，社交媒体上流传着一篇关于“上海错失互联网”的文章。指出上海没有培养出BAT，浪费了互联网的黄金时代。但今天回过头去看，在那个时间点上，拼多多、小红书、得物等还没有彻底发力，而上海的产业钟摆已经悄悄转向，摆到了更具战略意义的领域上。
再看LP：
参与投资的上海16家国资机构，包括上海市级投资平台，上海国盛、上海国投、上海国际等；上海区级投资平台，上海浦东创新投资、上海闵行金投等；上海市级国企上汽集团、上海国临港等；券商系的国泰君安、海通创新。
其中，上海国经在三支母基金中，共计出资400亿位居榜首，上海浦东出资137.5亿；上海国投出资100亿；国泰君安和海通创新，两家机构各出资10亿；其他国资出资数十亿不等。上海把本地多数国有企业都充分调动了起来。
上海VS北京：不同路径、不同选择
如果我们把上述动作与北京相比较，可以发现两座城市在产业投资上的策略差异。
北京在去年底和今年上半年，一共设立了8支产业基金，每支约100亿（其中两支分别200亿），共计1000亿。主要投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8个产业。上海与之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
第一，上海产业母基金的投资方向更为聚焦。一是上海只设立了面向3个领域的产业母基金。二是在集成电路上出资450亿，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的近两倍。这意味着相比于北京产业投资的“均衡策略”，上海更有所侧重，要巩固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特别是在集成电路上的领导力。
第二，在北京1000亿的产业基金中，北京产业引导基金是作为单一LP出资，而上海三大产业母基金的LP更为丰富。如前所述包括上海市级投资平台、区级投资平台、市属国企、券商机构等。
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第三点。北京的路子，更愿意选择一家GP管理一支巨无霸基金进行直投。而上海更倾向于以“基金集群”的形式进行投资。
上海国投此前就对外宣布说，“上海国投公司将加快建立全产业、全周期、全类型的多元化基金集群，努力成为政产研各方面资源的链接者和放大器，助力上海构建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生态。”
从最近上海国投的动作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上海国投在前段时间与部分国资机构，米哈游、B站、商汤科技等合作设立了超5亿元的元创未来基金；最近又发布消息，将联手商汤科技设立AI产业基金和算力基金。不出意外未来这890亿，还将让更多市场化的GP参与到上海创投生态中。
当然，如果还要再归纳出一点差异的话，那就是两家管理人的差别。
北京的管理人北京国管，成立于2008年，是一家较为成熟的市级国资管理平台。而2021年设立的上海国投公司，就显得颇为“年轻”了。设立时期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或许也是决定两者打法差异的原因之一。
打造“上海版的淡马锡”
上海国投成立于2021年3月，由上海市国资委全资控股及直接监管，注册资本为100亿元。主要经营业务包括：实施国有资本战略性持股管理和资本运作，承担市场竞争类重大产业项目投资，开展市场化、专业化股权投资基金运营。
2022年1月，上海国投公司作为第一大股东，联合临港集团、上汽集团，宁德时代、哔哩哔哩，中信资本、博裕资本、武岳峰资本、博远资本等公司和机构，设立了孚腾资本。其业务范围不仅有PE/VC直投基金，还包括母基金和S基金。
2023年，上海国投与中国国新、中国诚通等联合发起设立了上海国资国企综改试验基金，布局多个国资国企混改项目。发起设立了总规模500亿元（首期200亿）的上海国资母基金，上海交大科创基金、元创未来基金等背后都有这支母基金的影子。
年轻进取、投资能力强、资源调动能力强，这是上海国投给外界的直观感受。今年上半年，上海国投又与上海科创投集团合并重组，管理规模、投资能力又更上一层楼。
上海科创投集团是我国最早，也是上海唯一专门服务于早期科创投资的国资平台。管理资本规模1200亿元，参股创投基金162家，参股基金投资项目2000余家，投资培育上市企业近200家，是国内实力最强的国有投资集团之一。这两大国资平台的合并，被外界视为打造“上海版的淡马锡”。
在前几天召开的2024商汤科技人工智能论坛上，上海国投公司董事长袁国华在致辞中就讲到了对于产业投资的思考。
他说，科技金融供给要满足两种创新需求，一种是国家使命驱动型的创新（比如集成电路）需要国资引领、社会参与；另一种是市场驱动型创新（比如新能源汽车），需要发挥市场资本的加速作用。不同的创新需要不同属性的资本支持，对两种创新的不同看法，促成了多元化基金生态的路径选择。
此外，袁国华不仅提到了“100-100万”产业化阶段的资金供给，更强调了“1-100”成果转化阶段和“0-1”基础研究阶段的资金服务。“要强化天使风险资金供给，支持早期科创企业跨越死亡之谷”，还要“能够看到技术的市场前景和市场模式，善于发现颠覆性技术、前沿技术等重大信号源。”
对行业来说，这指向了寻找“创新策源地”的难点；对国资而言，更指向了当下国资风投，尽职免责、宽容失败的管理难题。
今年不少地方国资已经在投早投小的免责机制上探索尝试。比如，山东在前几天也发布了相关管理办法，提出对早期结构的亏损项目进行补贴。武汉市则提出要健全创新尽职免责减责机制，在程序合规的前提下，对探索性失误不予追究。
引导、补偿、免责，已经成为各地国资探索早期投资的关键词。上海未来能不能再向前迈进一步，走出一套体系化的早期投资与管理模式？这无疑是市场最为期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