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合作媒体：首席人物观，作者：殷万妮；编辑：江岳。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01两次转身
贾樟柯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着镜头抛出“还要不要拍电影”的哀叹，是在2013年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中，他刚被通知《天注定》被取消公映。
收到通知的贾樟柯久久沉默，这是他在镜头前难有的犹疑与迷茫。
“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空间太小。”
《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都来源于社会新闻，贾樟柯是编剧和导演。2013年5月，作为唯一一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它顺利将最佳编剧奖收入囊中。
参加戛纳电影节前，贾樟柯曾对外声称影片一刀未剪，并顺利过审，拿到了上映许可。然而大半年后的11月19日，贾樟柯收到电影取消公映的通知，而他本人被喊到了广电总局。
贾樟柯失落到底，半年后，他才重新投入新电影的筹备工作中，这部新电影正是2015年上映的《山河故人》。
第二次，贾樟柯因“离开”而引起业内震荡的，便是在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公开宣布自己及其团队将退出电影节。
影展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上，贾樟柯哭了。
一年前，贾樟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及：“在中小城市存在着强烈的艺术需要，以及存在着非常多潜在的未来的创作力量，但是资源不太会为他们倾斜。”
贾樟柯对此有着很深的体悟。20岁出头时，他看了一部电影——由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当时，他在太原学画，看电影是他的日常消遣。贾樟柯对这部电影印象深刻，“没有故事、没有动作、没有我平时看电影喜欢的一切，但是慢慢地我看到了黄土地。”
看了还不到十分钟，他就开始流眼泪，一直到影片结束。从电影院出来的那一刻，贾樟柯定下了人生方向——未来要做一名电影导演。
光阴似箭，近三十年过去了。21岁的贾樟柯，带着几本小说和一个电影梦离家远行。快50岁时，他又重返故乡，带上了电影和文学。
02放映权
1998年，陈丹青突然接到朋友从北京的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说：“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
那一年春天，陈丹青回中央美院代课，在美院又看了一遍《小武》，这一次是贾樟柯亲自播放。那时，北京各大高校是贾樟柯不断播放电影的实验场，他拍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亦是如此。
放映《小武》时，拷贝只有16毫米版本，国内做不了字幕，影片又杂糅着晋语汾阳话和东北话，每放映一场，贾樟柯都站在最后一排，一束灯光打在他身上，角色一有对白，他就在一旁做同声“传译”。
小武，是一个山西县城的小偷，他穿着整齐，戴眼镜，身穿大两号的西装，成日在空旷的大道上晃来晃去，他自称是干手艺活的。
时代变更，昔日同伴靠走私烟草发了财，结婚时怕别人知道自己曾是小偷，便没通知小武。小武却依然来了婚礼，因为小武曾向他许诺要在婚礼上送上六斤礼钱。眼下，朋友不领情，退回礼钱，不再来往。
小武最终失去了友情、爱情和亲情，并因偷窃再次被捕，失去仅有的自由。电影结尾处，小武被当街铐在电线杆上，路人渐渐停下，层层围观。小武蹲下，与群人面面相觑，画面定格在这残酷的注视和窥探下，电影戛然而止。
贾樟柯把镜头聚焦在了一个处于边缘地区的边缘者，而小武又何尝不是穿梭于小镇、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芸芸众生。
陈丹青看完这部电影，曾写道，“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电影最终斩获8项国际大奖，贾樟柯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被划入了“第六代”导演行列。
那一年，贾樟柯28岁。
然而，截至2005年《世界》上映，长达8年的时间里，贾樟柯电影生涯开端的“故乡三部曲”都无法在国内公映。
音像店成了贾樟柯电影的“发现地”，有很多年轻人会来这里找他的电影碟片。
2002年时，有一次，贾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DVD店里转悠，他趴在纸箱上猛淘了半天也没收获。老板见他执着，便搭腔问，“有一个叫‘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贾樟柯一时怔住，反问老板，“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告诉他次日到货。
贾樟柯第二天来了，看到崭新的一摞盗版碟片，心里不是滋味。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丢了，然后你找也找不见，却突然发现他在另外一个人家，很复杂的感受。”
后来，“贾科长”成了外界对贾樟柯的一个称呼，而这一名字如同影片见不得光的印迹，一直跟随着贾樟柯。
贾樟柯也曾期许过，一家咖啡馆放映《站台》，他前去与观众交流。放映于下午两点开始，咖啡馆四周全是落地窗，空间太亮，好不容易找到遮光布把光遮住，棚顶又开始漏雨，影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播完。
“为什么我的电影不能在电影院里面正常地放？有正常的椅子、黑暗的屋子、好的放映机......”
期许，落空，再期许，再落空。贾樟柯一直在等公映的那一天。他的父亲，亦是如此。于父亲而言，电影公映，有更多的意味。比起电影，父亲更担心儿子的安全。
03出走
出走与归乡的母题贯穿着贾樟柯的人生经验与电影作品。
贾樟柯家在山西汾阳的一个县城，县城不大，地处黄土高原，骑上自行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用不了五分钟。
这里不通火车。读初一时，贾樟柯学会骑自行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约上几个同学，一同骑车到十五公里外的另一个县城孝义，去看火车。
大家找铁路，找到就坐在地上，只顾着听远处的声音，直到一列拉煤的火车轰隆隆地从眼前开过，渐渐远去。
在贾樟柯的心里，铁路与火车意味着未来与远方，也意味着打破庸常。
有一年冬天，贾樟柯去拉煤，煤场很远，因为身材矮小很吃力，他拉满一平车的煤走回村子，要一个小时。他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听到后面哒哒哒哒的声音，一回头看见是一架直升飞机，飞机飞得很低，掠过灰色的楼群，几乎擦着他的头顶飞过。
“这是我很长时间里头生活里唯一的奇迹。”
他想过离开。
投考北京电影学院于贾樟柯而言，是接近电影的唯一途径，也是离乡的不二选择。从1990年开始，贾樟柯考了三次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两次都落榜了。
那时，他跑遍了太原的所有书店，也找不到几本关于电影的书，让他印象深一点的是《艺术概论》，里面有一个章节谈到了电影，贾樟柯就是这样，靠一本书走上了电影学院的考场。他曾为自己设限，27、8岁之前一定要考上。
好在第三年，23岁的贾樟柯终于被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录取。
当辞别父母、离开汾阳，真正踏入北京这片土地时，贾樟柯不无惆怅。
1993年，他刚到北京时，北三环还没有修好，学校周围住了许多修路的民工。在电影学院里，学生用“农民”作为攻击他人的说辞，贾樟柯吃惊，但他也没有因自己的农村成长背景而感到自卑。
他反倒开始发现、相信自己内心经验的价值。彼时，他阅片无数，但在国产电影里仍未发现有一部能与自己的经验对应的片子，他想自己动手。
《站台》是贾樟柯拍摄的第二部长篇电影。县城青年们追火车的场景便出自于这部电影。
汾阳县文工团的一群年轻人呼喊着望向铁路尽头，火车呼啸而过，一切都没有改变。后来，文工团解散，他们四处走穴，辗转于大大小小的车站，却依旧停留在此处。
他们渴望、失落。夜幕降临，四周高山逶迤，却大无生机。待到天彻底黑去，王宏伟饰演的崔明亮从围坐着的伙伴身旁走开，到结了冰的河边燃起一团火，仿佛随之燃起的是青春的呐喊和粗糙孤寂的生活，不觉让人心底发凉。
《站台》拍的是从1979年到1989年，中国改革和出现巨大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贾樟柯成长过程中难以绕过的青春十年。
拍完这部电影，贾樟柯想把它献给父亲。一年春节，他带着录像带回家给父亲看。片子将近三个小时，父亲看完，一直沉默，不久就睡去。
第二天吃早饭时，贾樟柯很小心地问父亲，“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父亲没看他，一边吃着饭一边说：“如果放在文革前或者文革期间，你很可能就是个反革命的右派，你很可能入狱。”父亲沉默，不再多说什么。
父亲的担忧伴随着《世界》的上映而自然抹去。2005年4月，《世界》在国内公映，这距离他拍摄第一部电影已经过去八年。
在发布会上，贾樟柯献上了五分钟的即兴演讲，他没有回避自己这场漫长的等待：“这是我做导演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电影，这口气我足足憋了8年。”
音像厅和盗版碟片以外，观众终于又多了一个认识他的途径——走进电影院。
《世界》最终只拿到了200万票房，在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排名65，媒体理所应当地把“票房惨败”的帽子扣在贾樟柯头上。
当一名地下导演浮出水面，外界对他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市场票房的检验等好奇几乎盖过了一切。
04归乡
2015年12月，贾樟柯在微博中写下，“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在此两个月前，《山河故人》上映。贾樟柯电影镜头中的人物仍在不断地迁徙。与此前的电影不同，《山河故人》这次把时间轴设置在近三十年的跨度：从1999年到2014年到2025年。
时间轴背后是空间的巨大转换，如果说《站台》是一场站台近在眼前、却没人走得出去的悲剧，《三峡好人》是关于一场山西-三峡-山西的出走与归乡，那么《山河故人》拍的则是回不去的故乡。
镜头在山西、上海、澳大利亚之间流转，两代人天各一方，就此分离。
电影最终在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最佳原创剧本奖。入行二十余年，夺得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满贯，国际上获奖无数，贾樟柯仍渴望获得国内的电影奖项。
但在国内的权威评选中，除却获得金马奖以外，贾樟柯在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上甚少提名。
这并不意味着贾樟柯在国内主流层面是被拒绝的。
2010年，贾樟柯拍摄世博会献礼纪录片《海上传奇》；2017年，金砖国家首部合作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由贾樟柯监制、执导；2018年，贾樟柯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提案聚焦在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和电影人才培养问题。
影展也是表现之一。聚焦非西方国家电影，同时扶持山西本土电影，是他想在影展中实现的。
与贾樟柯一同落向故乡的，是自己手里的电影资源和人脉。
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古城平遥落地，贾樟柯是发起人。平遥国际电影展是继上海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丝绸之路电影节之后，第五个获得国家批准的国际电影展，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展。
一座始建于70年代古城内的废弃柴油机厂，成为被贾樟柯选择的对象。
电影宫设立了一个露天剧场和五个室内放映厅，总共2200个座位，露天剧场则以他的电影《站台》命名。
毫无疑问，贾樟柯正在从一个导演变成一个多面手。
影展第一年即2017年，贾樟柯拉来了陌陌和广汽传祺作为主赞助商，与对方的相识都因广告合作结缘。
第二年，来自陌陌、汾酒的商业赞助，已经覆盖了办展所需资金的80%。第四年，影展已经实现了100％市场化运作。
贾樟柯无疑是影展背后的灵魂人物，从中也不难看出他的妥协与平衡。
坚持独立性，但是绝不边缘化，是过去贾樟柯给自己的定位。边缘，意味着难以与观众做有效交流，甚至不能被看见。
贾樟柯曾在《贾想》一书中写道，“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下一个什么地方。”
下一站，大概是他已经拿到公映许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亦或许是他正在紧密筹建的山西电影学院，总之，只会是与电影相关的一切，那是贾樟柯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