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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走出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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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1-15 贾樟柯,走出围城

“这是我很长时间里头生活里唯一的奇迹。”

本文来自合作媒体:首席人物观,作者:殷万妮;编辑:江岳。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01两次转身

贾樟柯上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对着镜头抛出“还要不要拍电影”的哀叹,是在2013年一部关于自己的纪录片中,他刚被通知《天注定》被取消公映。

收到通知的贾樟柯久久沉默,这是他在镜头前难有的犹疑与迷茫。

“没法在这个行业里面做了,空间太小。”

《天注定》中的四个故事都来源于社会新闻,贾樟柯是编剧和导演。2013年5月,作为唯一一部入围戛纳主竞赛单元的华语片,它顺利将最佳编剧奖收入囊中。

参加戛纳电影节前,贾樟柯曾对外声称影片一刀未剪,并顺利过审,拿到了上映许可。然而大半年后的11月19日,贾樟柯收到电影取消公映的通知,而他本人被喊到了广电总局。

贾樟柯失落到底,半年后,他才重新投入新电影的筹备工作中,这部新电影正是2015年上映的《山河故人》。

第二次,贾樟柯因“离开”而引起业内震荡的,便是在第四届平遥国际电影展中,公开宣布自己及其团队将退出电影节。

影展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公开活动上,贾樟柯哭了。

一年前,贾樟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提及:“在中小城市存在着强烈的艺术需要,以及存在着非常多潜在的未来的创作力量,但是资源不太会为他们倾斜。”

贾樟柯对此有着很深的体悟。20岁出头时,他看了一部电影——由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当时,他在太原学画,看电影是他的日常消遣。贾樟柯对这部电影印象深刻,“没有故事、没有动作、没有我平时看电影喜欢的一切,但是慢慢地我看到了黄土地。”

看了还不到十分钟,他就开始流眼泪,一直到影片结束。从电影院出来的那一刻,贾樟柯定下了人生方向——未来要做一名电影导演。

光阴似箭,近三十年过去了。21岁的贾樟柯,带着几本小说和一个电影梦离家远行。快50岁时,他又重返故乡,带上了电影和文学。

02放映权

1998年,陈丹青突然接到朋友从北京的打来的越洋电话,电话那头说:“最近出了一个人叫贾樟柯,拍了一部电影叫《小武》。”

那一年春天,陈丹青回中央美院代课,在美院又看了一遍《小武》,这一次是贾樟柯亲自播放。那时,北京各大高校是贾樟柯不断播放电影的实验场,他拍摄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亦是如此。

放映《小武》时,拷贝只有16毫米版本,国内做不了字幕,影片又杂糅着晋语汾阳话和东北话,每放映一场,贾樟柯都站在最后一排,一束灯光打在他身上,角色一有对白,他就在一旁做同声“传译”。

小武,是一个山西县城的小偷,他穿着整齐,戴眼镜,身穿大两号的西装,成日在空旷的大道上晃来晃去,他自称是干手艺活的。

时代变更,昔日同伴靠走私烟草发了财,结婚时怕别人知道自己曾是小偷,便没通知小武。小武却依然来了婚礼,因为小武曾向他许诺要在婚礼上送上六斤礼钱。眼下,朋友不领情,退回礼钱,不再来往。

小武最终失去了友情、爱情和亲情,并因偷窃再次被捕,失去仅有的自由。电影结尾处,小武被当街铐在电线杆上,路人渐渐停下,层层围观。小武蹲下,与群人面面相觑,画面定格在这残酷的注视和窥探下,电影戛然而止。

贾樟柯把镜头聚焦在了一个处于边缘地区的边缘者,而小武又何尝不是穿梭于小镇、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芸芸众生。

陈丹青看完这部电影,曾写道,“中国的小县城有千千万万‘小武’,从来没人表达过他们,但贾樟柯这家伙一把就抓住他了。”

电影最终斩获8项国际大奖,贾樟柯成为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之一,与此同时,他被划入了“第六代”导演行列。

那一年,贾樟柯28岁。

然而,截至2005年《世界》上映,长达8年的时间里,贾樟柯电影生涯开端的“故乡三部曲”都无法在国内公映。

音像店成了贾樟柯电影的“发现地”,有很多年轻人会来这里找他的电影碟片。

2002年时,有一次,贾樟柯在北京小西天的一家DVD店里转悠,他趴在纸箱上猛淘了半天也没收获。老板见他执着,便搭腔问,“有一个叫‘贾柯樟’的《站台》,你要吗?”贾樟柯一时怔住,反问老板,“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告诉他次日到货。

贾樟柯第二天来了,看到崭新的一摞盗版碟片,心里不是滋味。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道,“就好像自己的孩子丢了,然后你找也找不见,却突然发现他在另外一个人家,很复杂的感受。”

后来,“贾科长”成了外界对贾樟柯的一个称呼,而这一名字如同影片见不得光的印迹,一直跟随着贾樟柯。

贾樟柯也曾期许过,一家咖啡馆放映《站台》,他前去与观众交流。放映于下午两点开始,咖啡馆四周全是落地窗,空间太亮,好不容易找到遮光布把光遮住,棚顶又开始漏雨,影片就是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播完。

“为什么我的电影不能在电影院里面正常地放?有正常的椅子、黑暗的屋子、好的放映机......”

期许,落空,再期许,再落空。贾樟柯一直在等公映的那一天。他的父亲,亦是如此。于父亲而言,电影公映,有更多的意味。比起电影,父亲更担心儿子的安全。

03出走

出走与归乡的母题贯穿着贾樟柯的人生经验与电影作品。

贾樟柯家在山西汾阳的一个县城,县城不大,地处黄土高原,骑上自行车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用不了五分钟。

这里不通火车。读初一时,贾樟柯学会骑自行车后的第一件事,便是约上几个同学,一同骑车到十五公里外的另一个县城孝义,去看火车。

大家找铁路,找到就坐在地上,只顾着听远处的声音,直到一列拉煤的火车轰隆隆地从眼前开过,渐渐远去。

在贾樟柯的心里,铁路与火车意味着未来与远方,也意味着打破庸常。

有一年冬天,贾樟柯去拉煤,煤场很远,因为身材矮小很吃力,他拉满一平车的煤走回村子,要一个小时。他一直走一直走,突然听到后面哒哒哒哒的声音,一回头看见是一架直升飞机,飞机飞得很低,掠过灰色的楼群,几乎擦着他的头顶飞过。

“这是我很长时间里头生活里唯一的奇迹。”

他想过离开。

投考北京电影学院于贾樟柯而言,是接近电影的唯一途径,也是离乡的不二选择。从1990年开始,贾樟柯考了三次北京电影学院,结果两次都落榜了。

那时,他跑遍了太原的所有书店,也找不到几本关于电影的书,让他印象深一点的是《艺术概论》,里面有一个章节谈到了电影,贾樟柯就是这样,靠一本书走上了电影学院的考场。他曾为自己设限,27、8岁之前一定要考上。

好在第三年,23岁的贾樟柯终于被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录取。

当辞别父母、离开汾阳,真正踏入北京这片土地时,贾樟柯不无惆怅。

1993年,他刚到北京时,北三环还没有修好,学校周围住了许多修路的民工。在电影学院里,学生用“农民”作为攻击他人的说辞,贾樟柯吃惊,但他也没有因自己的农村成长背景而感到自卑。

他反倒开始发现、相信自己内心经验的价值。彼时,他阅片无数,但在国产电影里仍未发现有一部能与自己的经验对应的片子,他想自己动手。

《站台》是贾樟柯拍摄的第二部长篇电影。县城青年们追火车的场景便出自于这部电影。

汾阳县文工团的一群年轻人呼喊着望向铁路尽头,火车呼啸而过,一切都没有改变。后来,文工团解散,他们四处走穴,辗转于大大小小的车站,却依旧停留在此处。

他们渴望、失落。夜幕降临,四周高山逶迤,却大无生机。待到天彻底黑去,王宏伟饰演的崔明亮从围坐着的伙伴身旁走开,到结了冰的河边燃起一团火,仿佛随之燃起的是青春的呐喊和粗糙孤寂的生活,不觉让人心底发凉。

《站台》拍的是从1979年到1989年,中国改革和出现巨大变化的时期,同时也是贾樟柯成长过程中难以绕过的青春十年。

拍完这部电影,贾樟柯想把它献给父亲。一年春节,他带着录像带回家给父亲看。片子将近三个小时,父亲看完,一直沉默,不久就睡去。

第二天吃早饭时,贾樟柯很小心地问父亲,“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父亲没看他,一边吃着饭一边说:“如果放在文革前或者文革期间,你很可能就是个反革命的右派,你很可能入狱。”父亲沉默,不再多说什么。

父亲的担忧伴随着《世界》的上映而自然抹去。2005年4月,《世界》在国内公映,这距离他拍摄第一部电影已经过去八年。

在发布会上,贾樟柯献上了五分钟的即兴演讲,他没有回避自己这场漫长的等待:“这是我做导演以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电影,这口气我足足憋了8年。”

音像厅和盗版碟片以外,观众终于又多了一个认识他的途径——走进电影院。

《世界》最终只拿到了200万票房,在当年内地电影票房排名65,媒体理所应当地把“票房惨败”的帽子扣在贾樟柯头上。

当一名地下导演浮出水面,外界对他与意识形态的关联、市场票房的检验等好奇几乎盖过了一切。

04归乡

2015年12月,贾樟柯在微博中写下,“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

在此两个月前,《山河故人》上映。贾樟柯电影镜头中的人物仍在不断地迁徙。与此前的电影不同,《山河故人》这次把时间轴设置在近三十年的跨度:从1999年到2014年到2025年。

时间轴背后是空间的巨大转换,如果说《站台》是一场站台近在眼前、却没人走得出去的悲剧,《三峡好人》是关于一场山西-三峡-山西的出走与归乡,那么《山河故人》拍的则是回不去的故乡。

镜头在山西、上海、澳大利亚之间流转,两代人天各一方,就此分离。

电影最终在第52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最佳原创剧本奖。入行二十余年,夺得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欧洲三大电影节的大满贯,国际上获奖无数,贾樟柯仍渴望获得国内的电影奖项。

但在国内的权威评选中,除却获得金马奖以外,贾樟柯在百花奖、金鸡奖、华表奖上甚少提名。

这并不意味着贾樟柯在国内主流层面是被拒绝的。

2010年,贾樟柯拍摄世博会献礼纪录片《海上传奇》;2017年,金砖国家首部合作影片《时间去哪儿了》由贾樟柯监制、执导;2018年,贾樟柯第一次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的提案聚焦在山西文化产业发展和电影人才培养问题。

影展也是表现之一。聚焦非西方国家电影,同时扶持山西本土电影,是他想在影展中实现的。

与贾樟柯一同落向故乡的,是自己手里的电影资源和人脉。

2017年,平遥国际电影展在古城平遥落地,贾樟柯是发起人。平遥国际电影展是继上海电影节、长春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和丝绸之路电影节之后,第五个获得国家批准的国际电影展,也是国内唯一一个在县级城市举办的国际电影展。

一座始建于70年代古城内的废弃柴油机厂,成为被贾樟柯选择的对象。

电影宫设立了一个露天剧场和五个室内放映厅,总共2200个座位,露天剧场则以他的电影《站台》命名。

毫无疑问,贾樟柯正在从一个导演变成一个多面手。

影展第一年即2017年,贾樟柯拉来了陌陌和广汽传祺作为主赞助商,与对方的相识都因广告合作结缘。

第二年,来自陌陌、汾酒的商业赞助,已经覆盖了办展所需资金的80%。第四年,影展已经实现了100%市场化运作。

贾樟柯无疑是影展背后的灵魂人物,从中也不难看出他的妥协与平衡。

坚持独立性,但是绝不边缘化,是过去贾樟柯给自己的定位。边缘,意味着难以与观众做有效交流,甚至不能被看见。

贾樟柯曾在《贾想》一书中写道,“站台,是起点也是终点,我们总是不断地期待、寻找、迈向下一个什么地方。”

下一站,大概是他已经拿到公映许可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亦或许是他正在紧密筹建的山西电影学院,总之,只会是与电影相关的一切,那是贾樟柯的起点,也是他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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