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合作媒体：中国企业家，作者：王雷生。猎云网经授权发布。
王晓征决定“冒个险”。
2019年年中，这位浙江移动信息技术部总经理与团队商量后，决定在浙江移动的IT架构中引入TaiShan服务器。更出人意料的是，王晓征决定先上线的，是运营商核心的CRM系统（客户管理系统），它直接涉及到几千万用户，绝对不允许犯错。
王晓征的决定之所以看起来有些“冒险”，是因为2019年左右，华为才开始真正为鲲鹏生态建设投入重注。
在这年9月的华为全联接大会上，华为首次对外公布了计算战略，也是在这次大会上，华为宣布启动面对开发者的“沃土计划2.0”，并宣布为此在未来5年内投入15亿美元。
鲲鹏进击的大幕正式拉开。
现在看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王晓征，这个险冒对了，就在他初次尝试迁移后的几个月，鲲鹏开始批量进入运营商市场。
5月8日，在中国电信PC服务器集采招标中，鲲鹏服务器和基于中科曙光海光处理器的H系列服务器中标达到11185台，约占总规模的五分之一。
5月底，中国移动2020年PC服务器集采项目也进行了中标人公示，鲲鹏服务器中标达19563台，约占总招标规模的14%。
市场研究公司IDC预测，到2023年，中国计算产业投资空间约7300亿人民币。民生证券预测，到2023年，鲲鹏计算产业市场规模近1900亿元，其中鲲鹏服务器市场500亿元，鲲鹏PC市场390亿元，其余计算产业配套软件和应用市场1000亿元。
在华为云与计算BG战略与产业发展部负责人张顺茂看来，未来的计算产业将是上万亿美元的市场。
张顺茂1992年从复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华为，从程控交换机到无线基站，从运营商到企业业务，从通信技术到云服务，干过多项业务。他曾参与华为自主研发的第一台数字程控电话交换机C&C08，正是这台交换机让华为实现了“农村包围城市”，并走向了海外。他还曾带领华为拉美地区业务从公司倒数第一变成“产粮区”。
如今，面对万亿美元的计算市场，作为一名长期主义者，张顺茂看得更为长远：“这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是3到5年，有可能是10年、20年。想要拿下这个市场，挑战才刚刚开始。”
没有改变就是成功
风险被反复评估。
为了直接在鲲鹏服务器上线CRM系统，王晓征和团队做了非常详细的预案，推导了各种可能的风险，代码被一次次做兼容性测试，但他明白，有些问题不到上线是测不出来的。
事实上，王晓征是有一些底气的。浙江移动在2011年完成云化升级，2016年到2018年又进行了更高层次的微服化、容器化的云原生升级，在中国移动内一直属于先行者的姿态。这两项升级后，浙江移动IT架构本身已经基本实现了分布式部署。
这意味着，王晓征可以做到上线两个计算平面，一个是鲲鹏计算平面，另一个是x86架构的计算平面，“所以，最坏情况是，哪怕出现了我们事先没有考虑的问题，也可以实现自动化无缝切换，这样出现任何问题我们都能兜底”。
之所以第一步就上线核心CRM系统，王晓征有自己的考虑。
在王晓征看来，运营商自身正在数字化转型，为了支撑业务形式的变化，也就需要更加灵活、柔性、先进、可靠的架构；同时，浙江移动未来架构将向分布式架构转型，扩容方式也在向分布式的scale out（横向扩展）转型，鲲鹏恰好和IT架构的转型契合。
不过，王晓征并不想只上线一个边缘系统，“要么不做，要做就动真格的。所以当时决心要上就上CRM的核心系统，前端到后端整个都上去”。
决策虽然大胆，但过程颇为谨慎。
详细测试一直持续了两个月，上线又花了一个月。2019年7月，浙江移动基于鲲鹏的营业厅前台系统上线商用。2019年10月，CRM全模块、BOSS核心解码模块完全迁移至鲲鹏生态。
就在王晓征和团队测试之前，在山东济南，经过在边缘系统3个月的测试，以及在核心系统长达5个月的测试与部署后，山东移动首个采用鲲鹏平台的核心系统于2019年7月上线。
山东移动信息技术部副总经理李世冲透露，山东移动采取了更为稳妥的“先周边后核心”的方式推进。“先从中间件层开始，逐渐提高中间件替换比例，然后逐渐深化数据库层，一步一步推进。”李世冲表示。
保险起见，山东移动保留了原系统作为备份，以防一旦出现问题，随时启动老系统以应对。不过一年下来，超出李世冲预期的是，备份系统一直没有启用过，运行一年没发生过一次宕机。
而对于王晓征来说，用了鲲鹏后，“最大的改变就是没有改变”。在他看来，鲲鹏能够大规模商用已经难能可贵，而它在性能上“没有降低或者完全可控就是一种成功”。
数字底座
不久前，华为对外公布了一张鲲鹏全生态图。
这张图把整个鲲鹏生态比喻为一棵大树。处于树根位置的是通用计算和AI计算，数据库、OS操作系统、云服务等构成了树干，再在它们上面生长出智慧城市等解决方案。
由此不难看出鲲鹏的位置。基于鲲鹏构建的全栈IT基础设施、行业应用及服务，具体包括PC、服务器、存储设备、操作系统、中间件、虚拟化、数据库、云服务、行业应用等等，被称为鲲鹏计算产业。
关于鲲鹏计算产业，张顺茂常常喜欢用的一个比喻是“黑土地”。
“为什么叫做黑土地？就是我们希望各行各业在发展自己的数字经济的时候，各种各样的应用和行业的解决方案，能够生长在鲲鹏之上，鲲鹏能够提供更便利的服务，更肥沃的土壤。”张顺茂解释。
具体落地则表述为“一云两翼、双引擎”。其中“一云”指的是华为云，“两翼”为计算业务、数据存储与机器视觉业务，而“双引擎”，指的就是通用计算+AI计算。
张顺茂强调：“鲲鹏就是要让计算无处不在，让计算唾手可得，让各行各业都有澎湃的算力和动力。我们说数据是生产要素，那算力就是新的生产力。”
以凌云之势，鲲鹏落地各处。
河南在落地鲲鹏计算产业时组建了“1+3+N”的组织架构。“1”指的是由河南信息产业投资公司和郑州、新乡、许昌三地财政局共同出资组建的黄河科技集团；“3”指黄河科技集团3家子公司分别在郑州负责运营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在许昌生产Huanghe（黄河）品牌服务器和PC，以及在新乡探索鲲鹏的行业应用；“N”则指N个生态伙伴，未来通过各种方式吸引聚集一批软件企业入驻鲲鹏小镇，构建鲲鹏生态。
在鲲鹏生态的硬件制造中，华为扮演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角色。
张顺茂表示，华为对于硬件的态度是开放的。长期策略是华为聚焦做计算架构创新，模组和板卡，然后将这些主板、模组等开放出来，由11家硬件合作伙伴（截止到3月底）做产品。目前已经有Huanghe、湘江、同方、宝德等多个品牌推出。
对于河南这样此前没有多少服务器与PC制造经验的伙伴，华为向其提供了全套的技术支持，帮助产线的建立与生产。2019年12月29日，Huanghe服务器和PC生产线投产暨首批产品交付仪式当天，现场签订采购协议总额达到6.9亿元。
不过，黄河科技集团董事长李亚东强调，如何提升“Huanghe”的使用是一个市场化的行为，“不排他也并不排外，对于黄河品牌在市场的份额上没有明确限制或比例”。
“黑土地”的难题
硬件之外，对鲲鹏而言，软件生态才是其真正的“软肋”。
如果没有软件的适配，就意味着即便这些服务器和PC生产出来，也没有软件和系统可以跑在上面，硬件就变得毫无意义。在历史长河之中，众多中国芯片公司就因此折戟。
“这块‘黑土地’我们认为它很肥，但问题在于怎么吸引更多的农民过来种地。对我们来说，生态的培育挑战很大，这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张顺茂坦言。
一个办法是在各地成立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到今年6月，鲲鹏计算产业在全国的生态创新中心已经达到16个。
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COO杨富强介绍，创新中心主要从五个层面建设鲲鹏生态：一是提供鲲鹏技术体系软件适配过程中所需要的软硬件资源；二是提供企业迁移到鲲鹏生态中所需要的软件工具；三是为软件适配和迁移提供专家支持；四是将适配好的软件做示范应用，树立标杆，扩大影响；第五则是鲲鹏人才培养。
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在各地的合作伙伴差异明显，比如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背靠河南信产投，关联公司包括瑞贝卡等民企，湖南省鲲鹏创新中心则由深耕在教育业的拓维信息等承建，武汉鲲鹏生态创新中心由智能制造为主业的武汉工控工业技术研究院成立。
这些不同行业和专长的鲲鹏创新中心，目的在于各自带动所在领域的软硬件适配与生态建设。
在广西，杨富强一个重要的工作是研究广西本地各行各业有哪些重点的应用系统，弄清楚应用系统后面的软件提供商是谁，找到这些信息后，通过多渠道，联系使用这款软件的单位去沟通。
杨富强的另一项工作是到市场上寻找广西本地有哪些软件企业，联系他们进行鲲鹏技术体系适配，为他们提供专家和软硬件支持，辅助企业进行适配，推动本地软件企业进入鲲鹏生态。
在推动企业适配时，黄河科技集团创新公司COO周黎遇到不少企业担心这一过程需要投入，短期内也没有收益，“适配的意愿和积极性并不高”。
河南厅局企业等单位主动联系到这些公司，驱动他们进行适配，省政府也出台鲲鹏计算产业规划，点明行业应用里的机会，让企业看到确实有前景，“现在干了几个月，有300多个系统过来适配了。”周黎说。
张顺茂表示，华为在创新中心“真正进行了投入与支持”，在帮助企业进行适配迁移时，华为的开发人员直接上到一线，入驻在当地鲲鹏创新中心。
在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建立初期，华为派驻了一部分开发人员，黄河科技集团也派进去几十号工程师，两个团队一块工作，华为所掌握的技术能力就很快迁移到了黄河科技100个工程师的手上，本地技术能力迅速提高，这加速了当地鲲鹏生态发展。
实际上，创新中心也不是单打独斗，同样以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为例，它可以背靠河南信产投的资源，后者管理资产近万亿元，同时政府资源可以被充分调动，而华为河南代表处几百人也可以提供支援。
张顺茂透露，未来，华为希望在每一个省都设立鲲鹏生态创新中心，每个市都会有致力于AI在当地落地的昇腾创新中心。
“创新中心未来会连成片，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把鲲鹏整体生态全面繁荣起来。”周黎说。
一切都在加速
张顺茂有些兴奋，自2019年9月后的半年里，鲲鹏生态的进展“远远超出了预期”。
“鲲鹏创新中心的发展比我们预想的要快得多。”张顺茂提供了一组数据：截至2020年7月，华为携手800多家ISV伙伴推出了超过2000个通过鲲鹏技术认证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应用于金融、政府与公共事业、运营商、能源等行业。
一切都在加速。
自2019年7月起，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发展到十几家。
在2015年，华为发布了第一版面向开发者的“沃土”计划，未来5年将投入10亿美元扶持开发者合作伙伴。
2019年9月，华为提出沃土计划2.0版本，宣布未来5年将投入15亿美元发展产业生态。实打实的数据也在显示着生态的加速：自2015年到2019年9月的四年多时间里，沃土计划1.0共发展了130万开发者，而自2019年9月到2020年3月的半年时间里，新增加的开发者就达到了30万人。
张顺茂表示，沃土计划2.0今年将投入2亿美元用于生态发展，并且在这些实际的投入之外，华为也更多从商业价值角度思考，究竟如何让合作伙伴得到商业回报，形成正循环。
一些早期就加入了鲲鹏生态的公司管理者们也时常聚在一起，一起讨论如何发展鲲鹏计算产业，如何调动企业迁移，这些敢说话的“铁哥们儿”会清楚告知迁移过程有哪些技术、商业甚至是竞争方面的问题，一起探讨解决方案。
同时，人才培育也在大面积展开。
中国-东盟信息港鲲鹏生态创新中心COO杨富强透露，鲲鹏在广西的人才培养分为四层：一是面向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广西大学等重点高校，培养研究型人才；二是面向职业院校及一些普通本科，培养鲲鹏生态的应用型人才；三是面向社会中已经就业的软件工程师，提供关于鲲鹏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短期集中培训；四是依托创新中心，计划每半个月做一些讲座，传播和普及鲲鹏知识。
“我们在学校、机关、工厂、企业都在全力推动鲲鹏。”这样的场景让广西大数据发展局总工程师周鸣感到惊讶，“我从业三十几年了，从来没有发现过有哪个技术在广西这么大力度进行推广和应用的。”
“目前河南省已经制定了明确的鲲鹏计算产业路线图。”李亚东说，“未来5年，我们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时间表。按照《河南省鲲鹏计算产业发展规划》，2020年，形成年产‘Huanghe’服务器35万台、PC机75万台、平板电脑20万台的生产能力；2022年，集聚一批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初步建成国内重要的鲲鹏软件研发集聚地，力争品牌影响力进入全国第一方阵；2025年，Huanghe成为我国信息技术自主可控知名品牌，培育2~3家行业领军企业，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千亿级鲲鹏计算产业集群。”
历史进程中的鲲鹏
鲲鹏出现的时机并非只是国产化浪潮，技术与商业需求是更大的推动力。
变化正在发生。
云游戏、云桌面等云应用的大量兴起就是变化之一。以云手机为例，手机主机只起到信息的输入和展示作用，绝大部分计算将在云端完成，这种情况下，大量采用Arm架构的手机等智能硬件，使用Arm架构的服务器时，将省去之间指令转换与翻译环节。
“未来世界很多解决方案会涉及到端、边、云协同，协同计算的时候如果计算底座是一种架构，协同效率就会高很多。”张顺茂指出。
在国外，2019年12月，亚马逊发布了Arm架构芯片Graviton，其高管直言，亚马逊云（AWS）不再需要大量的x86处理器来运行工作负载了，Arm成了不二之选。
华为、亚马逊、Marvell等公司2019年在Arm的发力，也被认为是第三波Arm服务器浪潮。
而在商业层面，中国各行各业上云在提速——过去多年间，中国的云计算公司们一直保持着三位数以上的复合增长率，这就对云服务器产生了巨大需求。而据统计，在数据中心中，电费占到运维总成本的60%~70%，如果可以用更低能耗的Arm服务器，能省下一大笔费用。
2020年，中国提出了包括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在内的大规模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这意味着未来几年对于服务器需求量将会大幅提升。科智咨询发布的预测显示，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将进入新一轮爆发期，预计2022年市场规模将超过3200亿元，同比增长28.8%。
美国不断加大对华为的打击力度，在这个特殊的时期，鲲鹏于华为，似乎有着一种特别的使命感。
正如张顺茂总结，“当前，华为的情形就像一架‘烂飞机’，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我们深知：困难是取得更大胜利的前奏，挑战更是坚强队伍的磨刀石。现在公司内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我们每个人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刻理解肩上的责任和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