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未来，留待高校毕业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与职业“定向匹配”。而留待高校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平台功能的“前移”，即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坚持导向清晰、去模版化和增场景化，向“订单式培养”转移。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ID：chinabusinessjournal，作者：戚梦颖、陈玉琪、李丹
最近，忙着修改毕业论文的大四学生张晨，突然发现自己的offer“凉了”。
张晨是江苏一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学生，去年就签约了一家外贸公司的业务助理岗位。但是，她近日收到了HR的通知，被告知公司要改变招聘计划，HR提醒她“提前找找别的工作”。
进入4月，对于874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而言，意味着春季招聘也步入后半程，但像张晨一样，感慨道“这届毕业生太难”的年轻人不在少数。
近年来，高校毕业生人数屡创新高，“史上最难就业年”成为持续的正在进行时，疫情更是在短时间内改变了多个行业的发展格局，如同放大镜一般，揭示出应届生就业市场的“供需”难题。
人才市场两重天，海投不如考公务员
受疫情影响，不少行业的人才需求还未醒来，而“云产业”的人才缺口却在扩大。
近期，BOSS直聘发布的《2020春节后七周就业市场追踪报告》显示，贸易/进出口行业在春节后第七周的招聘需求量环比下降2.7%。随着近期海外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中国外贸企业订单量大幅减少，现金周转出现困难，不少外贸公司只得“断臂求生”。
这份报告还显示，虽然整体上市场人才需求已基本恢复到去年同期水平，但一些行业受到持续影响，像餐饮、酒店、广告/传媒、旅游行业的人才需求量仍未恢复到去年同期的50%。
根据就业平台梧桐果的统计，近半数餐饮企业的校招需求有所减少，平均岗位薪酬较春节前直降约10%。
与之相对的是，各类云上生活刺激了互联网行业逆势上扬。据梧桐果统计，互联网行业春招毕业生需求量同比上升了36.51%，在线教育行业毕业生需求量更是同比增长89.17%。
某大型互联网公司的HR宋女士透露，她所负责的技术类岗位需求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因疫情影响导致春招的时间节点有所推迟，面试形式还未最终确定。
宋女士表示，疫情导致她所看中的人选不能迅速到岗，只能远程线上实习。“做这一块的人才本来就很少，市场上的竞品公司又很多，我们看上的人，别人也有可能看上。”宋女士感慨，“这是历史性问题。”
显然，即使疫情这只“黑天鹅”突然降临，对于企业竞相争抢的相关专业毕业生而言，他们似乎从来都未陷入“就业难”的旋涡中。
还有一批应届毕业生，试图在疫情冲击和经济不确定性中做出更稳妥的选择。
今年毕业的传播学硕士戴叶说，疫情让她更倾向于选择事业单位、公务员等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些行业“能给我带来一定的安全感，也会给我一定的保障”。
某师范大学法律硕士曾璐也表示，国企、事业单位、公务员等工作是求职首选，因为它们“稳定、工作时间规律、加班少、可顾家”。
回顾近10年的国考数据，自2009年起，国考报名人数已经连续11年突破百万人。前程无忧发布的《2019应届生调研报告》也显示，有35.1%的2019届毕业生将国有企业列为求职首选。
在就业形势严峻、应届毕业生数量逐年攀升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毕业生将安全放在了首位，稳定的待遇、固定的工作时间、高比例缴纳的五险一金，都是年轻人对体制内工作改观的原因。
“就业难”背后：经济的降速换挡与产业的动能转换
正如HR宋女士所言，企业与毕业生的供需矛盾已是“历史性问题”，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毕业生“就业难”现象背后，是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失业”难题，是经济降速换挡与产业新旧动能转换带来的双重瓶颈。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周禹认为，疫情只是一个外生变量，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教育体系这些内生结构性的问题，才是就业市场的“基本盘”。
“近年来，国家的宏观经济处在一个大周期下的下行周期，经济下行周期的探底一直没有到，经济增长一直在降速换挡，给就业的需求面带来了压力。”周禹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GDP增速6.1%，经济增速逐季度回落，比2018年下降0.5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2018年回落0.5%，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速连续8个月下滑，制造业投资增速较2018年下降6.4%，基建投资增速也维持在较低水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较2018年下降1%。
“毕业生就业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还是依赖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力资源市场研究室主任田永坡分析，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高速增长，增长动力转换导致经济结构性调整，这将导致劳动力需求的规模和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给就业带来新的挑战。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中国就业市场景气报告》，2019年除二季度外，就业市场景气指数均低于2018年同期水平，景气程度持续回落。
除了经济下行的压力，产业结构变化中的问题也给就业市场带来了挑战。
一般来说，第三产业是吸纳大学生就业最多的产业。目前发达国家第三产业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在70%～80%之间，而中国2019年这一比重为54%，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1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46.3%，而发达国家这一比重超过80%。
但近年来，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在不断加快。周禹解释道，中国正处在新旧动能转换的瓶颈期与深水区，一方面，一些落后的、不具未来性的产能未被完全迭代，而另一方面，那些面向未来的、附加值高的、有创新含量的新动能，要完成孕育、培养、发展、积累、价值转化的全过程还需要时间。
移动互联网、5G技术、智能化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为企业与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站在就业的角度，就业人群技能结构的升级暂时还跟不上产业升级的步伐，二者的匹配处在一个转型期、过渡期。周禹认为，从长远角度来看，技术的进步还会产生“析出效应”，更多如会计、分析师等高结构化的岗位可能会被算法、大数据等科技手段取代。
跟不上市场需求脚步的高等教育
宏观经济影响与疫情冲击之下，“就业难”问题也与高校毕业生知识结构及技术快速发展脱节密不可分。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毕业生赵建文的研究方向是骨软骨修复材料，这是生物医用材料的一种。早在2017年，国家就出台了《新材料产业发展指南》，将其列为重点发展的关键战略材料。然而，高校向市场输送的人才却没有跟上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的步伐。
“虽然说做高分子材料的企业不少，但我们专业是一个交叉学科，生物学一点，高分子材料学一点，涉猎得都不精，所以和用人单位的需求有差距，不太对口。”赵建文解释道，在学校做的是研究，但进了企业要做产品，如何把研究成果变成能产出效益的产品，中间还存在很大差距。
在田永坡看来，目前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变化衔接不够紧密。“集中的反映就是培养出来的一些毕业生跟社会的需求不对口，有的专业人才急需但是没有，有些专业的学生又不需要太多，这就导致了一个结构性的矛盾。”
从微观上看，高等教育的教学手段、教育方法论、培养计划的更新与迭代也存在滞后性。周禹指出，今天产业发展的快速性、不确定性非常高，但是教育体系的改革创新没能跟上，这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了压力。
高等教育的另一个尴尬是知识与应用的脱节。周禹认为，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企业的迫切需求是吸纳“招之能战、战之能胜、人岗匹配”的人才，这就要求毕业生具备很强的专业实践能力。郑州联大教育集团人事经理赵博说，毕业生对于专业的学习更多停留在书本层面，与真正运用到工作之中存在很大的差距，所以，具备相关社会实践对于毕业生来讲是一个突出的优势。
“这就要求作为人才出口的学校，一定要把实习的工作重新重视起来。”田永坡说，“我们其实一直没有断过，都在倡导，但实习的效果千差万别。”
未来，变与不变
“结构性失业”问题植根于不同的经济体制土壤，科技进步、供需失衡是造成“结构性失业”的原因，而跟上技术、与其匹配，或许是就业者的唯一出路。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曾发布报告称，随着科技进步，到2030年，全球将有7500万至3.75亿人口需要重新就业并学习新技能。从数量上看，中国将面临最大规模的就业变迁，预计国内将有1200万至1.02亿人需要重新就业。
而此次疫情，在周禹看来，“加速了中国产业新旧动能的转换和技术创新及应用水平的提高”，将在一定程度上拉动未来中国就业市场质量的整体升级。
面对技术为王的未来，作为产业人才输送源头的高校是否准备好了？高校又做了哪些准备？高校专业设置可供我们一窥究竟。
2019年4月1日，人社部正式发布13个“主要集中在高新技术领域”且“对从业人员知识技能水平有较高要求”的新职业，包括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等。
而在更早些时候，《教育部关于公布2018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的通知》显示，共有96所高校新增备案“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101所高校新增备案“机器人工程”专业。
田永坡认为，高素质人才增加，将推动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提升，带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继而拉动相应领域的就业，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关系”。
而剥离开科技发展因素，周禹指出，当前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和人口增长都已进入“拐点”，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人口政策去“对冲过去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下降”的问题。从就业市场供需面来看，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问题对高校毕业生这一“受过良好教育、最年轻、最当打”的群体而言，是一个“就业利好”。
未来，变的是技术、市场和随之调整的政策。而不变的，是用人单位对求职者“冰山以上的素养”的要求。在周禹看来，未来，就业市场将会越来越要求专业性技能或专业性能力。
1973年，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提出“能力素质冰山模型”，将人员个体素质的不同表现形式划分为表面的“冰山以上部分”和深藏的“冰山以下部分”。随后，职场普遍强调所谓“冰山以下的素质”，即包括坚韧、抗压、沟通协调等能力在内的综合素质。
但周禹认为，现如今，“冰山以上的”那些专业能力、专业素质开始变得越来越重要。站在企业的角度，真正能够转化为生产力、为企业创造绩效的，不全靠软素质这类“万金油”。专业能力才是支撑起一个就业者绩效基本盘的基本功。而就业者专业能力越高、专业技能越深，其基于专业深度而具备的创造能力将越扎实。
周禹强调：“在经济的上扬期，软素质、聪明劲儿，或者美其名曰企业家精神都能让个体掀起一些‘风浪和波澜’。但未来整个经济的大下行周期尚未探底，此时能保持住工作绩效底盘的，要回归专业素质、专业能力。”
聚焦到高校学生专业能力培养本身，周禹坦言，国内高等教育对学生培养的主线和导向还不够清晰明朗。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高校普遍强调培养大学生的综合素质。这样的培养方式固然没有错，但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上“看起来软素质高、选择面宽”，但实际上缺少专业靶向性和匹配精准度。即使顺利入职，也会面临“与企业磨合成本较高”的问题。
因此，周禹认为，高等教育的关键在于不同学科优势、不同层类的高校要充分发挥自身禀赋，去定位自身的办学特色和差异化的学生培养目标，并针对不同层次的教育项目，在综合素养、能力宽度、专业深度和宽专结合等不同角度和层面有差异化的定位，去培养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多样性人才。
未来，留待高校毕业生思考的问题是，如何与职业“定向匹配”。而留待高校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平台功能的“前移”，即在人才培养体系中坚持导向清晰、去模版化和增场景化，向“订单式培养”转移。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晨、戴叶、赵建文、曾璐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