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于是，当教育培训机构倒闭后，学生、家长求告无门的事依旧发生。熊丙奇表示，在疫情过后，早教行业还是会像疫情之前一样恢复正常状态，强者恒强，资金是否充足、经营是否良好、教育品质是否得到家长认可，依旧是早教机构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文章来源：中国经营报，ID：chinabusinessjournal，作者：王凤姣
“宝宝与哈佛之间只差一个悦宝园。”这是知名早教机构悦宝园的宣传口号。众多家长慕名而来，带孩子学习早教课程。
据官网介绍，悦宝园全球中心数量至今已达到400余家，2019年《中国早教蓝皮书》发布的中国十大早教排行榜显示，悦宝园排名高居第五。
悦宝园（中国区）母公司北京睿优铭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2015年5月完成A轮融资，2017年曾与上市公司三垒股份洽谈过收购事宜，虽然双方未达成合作，但其后来接受了上市公司孚日股份的战略投资，并为上市之路一步步努力着。
学员家长刘晴表示，悦宝园的主打课程皮皮英语，是基于哈佛大学的课程结构而打造的，很受家长们的青睐。但随着疫情“黑天鹅”的突然到来，悦宝园两家加盟店陆续闭店停业，均表示无力退费，少则一两万元，多则四五万元，家长在苦恼如何拿到剩余学费的同时，机构教师也在为工资被拖欠而愁苦不堪。
此外，有网友爆料，多个儿童教育品牌也在疫情期间出现经营问题。究其背后的原因，教育行业分析人士认为，是早教中心的获客成本过高、用户生命周期短、消课时间较长等因素。法律人士表示，若公司申请破产，那么所有财产就会被冻结，等待破产清算分配，整个过程较为漫长，维权时间成本较高。维权路漫漫，机构倒闭，家长又该如何维护自身利益？
疫情下机构经营难 ，闭店清算难退款
刘晴是一位1岁半宝宝的家长，2019年11月，她花费1万元在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购买了预付卡，签订《课程销售协议》，其中包含50节课，1年内使用完毕。2020年3月3日晚，刘晴突然收到排课教师发来的消息，称由于经营及疫情的原因，公司资金链断裂，机构不得不停业清算。“我们报名后一共上了6节课，现在说经营不下去了，那就只好申请退款了。”
3月4日，刘晴打电话给机构负责人申请退款，但是联系不上。“我打听了一下，200多名家长都是这样的情况。”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天便与其他家长一起报警，并拨打12345、12315等进行维权。3月4日下午，刘晴接到悦宝园（中国区）总部客服的电话，称孩子可以转至悦宝园上海其他中心、空中课堂或选择总部协调的异业机构继续学习。“我报名是看中这个品牌，而且离家近，孩子太小怎么可能进行线上学习，去其他店距离远也很不方便，所以我不接受，只要求退款。”刘晴说，客服回复方案内没有退款选项，并表示会与上海方面联系沟通。
3月16日，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新负责人陆续与家长取得联系，统计家长意愿，并表示选择退款家长会有很大损失。刘晴反映，商场物业管理处张贴的通告显示，该机构拖欠租金、物业费等款项，但具体金额并不清楚。据刘晴粗略估计，她所了解的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200多名家长，缴纳的学费超500万元。家长抱怨纷纷，被拖欠工资的教师们也叫苦连天。
林诺在2017年10月与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所属的上海鹤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订了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2019年2月9日，机构负责人发布消息称因疫情原因，1月份工资暂时按照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发放，奖金绩效部分将在校区正常营运后发放，确认并接受的员工，收到了公司发放的1月份上海市最低标准工资，其他员工至今未收到工资。“我有2万元左右的工资没有发，找老板，她说自己已离职。”通过百度企业信用查询可以看到，1月19日，上海鹤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进行了法定代表人及投资人等变更。林诺称，变更后的新老板3月3日在微信群发布闭店停业的消息后便“失联”，截至编辑发稿，林诺仍未与其取得联系。不只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在疫情期间倒闭，悦宝园北京草桥店也于2月26日发布通知，宣布受疫情影响及资金问题决定闭店。
笔者联系悦宝园北京草桥店市场部张经理获悉，疫情期间，公司连续亏损，没有现金流维持运营，只能被迫停业，目前退款比较困难，决定为家长提供转课方案。据家长徐阳反映，她于2019年11月花费12222元购买了70节课，并与悦宝园北京草桥店所属的北京悦丰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签署了《课程销售协议》，目前为止上了两节课。徐阳认为，课程没有上完，机构就宣布闭店，属于单方面违约，理应退还剩余学费。张经理告诉笔者：“疫情时间过长，公司可能半年内都无法正常开业，公司的现金流早就断了，我们的股东就想着要对家长负责，尽快安排为家长转课，但退款目前是很困难的。”
3月9日，悦宝园草桥店向家长公布全新转课方案。“我们进一步商量决定保留师资、保留教材，仅借用其他场地来完成剩余课时。此外，机构还将赠送一部分课程礼包，作为给家长的补偿，课程价值2000元以上。”张经理说道。对于这样的解释和安排，徐阳同样不能接受：“当初买课时包的时候，销售告诉我是直营店，如今倒闭了却说是加盟店，总部不受理。”按比例转课所带来的交通不便和经济损失，也让徐阳感到无奈。同时，刘晴和徐阳对悦宝园的闭店决定都深感不解：“明明年前还在鼓励家长续费，搞促销招揽顾客，短短几个月就说自己经营不下去了。”“其实之前我们的发展势头很好，大家努力在好好地经营，本来计划今年把这家店做好的，但是疫情到来，一下子需要砸这么多钱，确实撑不住了。”
张经理表示，这次疫情的到来，让人措手不及，展望未来，半年内都无法开业。“房租、人工、总部费用等都要正常交，一个月就要30多万元，各方面费用太高了，却没有收入，不得不闭店停止经营。”不过，百度企业信用资料显示，2020年2月20日，北京悦丰苗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也同样进行了法定代表人、投资人等变更。
疫情下，家长要求退费是否合理合法？
“在本次事件中，据目前掌握的信息来看，家长主张返还款项的要求是合理合法的。”北京天洛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黄立斌表示：“从法律规定上来说，培训机构无法履行义务，家长要求退款是合法的。从情理上来说，家长预付费只享受到部分课程，培训机构明确后续课程无法进行，应当将剩余课时费退回，这是合理的。”
黄立斌认为，公司是合同违约，家长起诉维权胜诉可能性很大，公司会承担退还培训费用的民事违约责任，但家长最后能够拿到多少，需要看公司资产状况。对于年前一段时间内，机构工作人员鼓励家长续费并继续大量揽客的行为，黄立斌表示，年前没有出现疫情，而且疫情的暴发属于不可抗力，所以这种揽客行为可能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除非企业经营已经出现非常严重的问题时大量揽客，而后未提供任何服务就闭店跑路，这就可能涉及刑事责任，比如诈骗、非法集资等。对于在宣布闭店前公司完成法定代表人变更，黄立斌说道，法定代表人和投资人的变更完成之后，原法定代表人便不再代表公司，原投资人也与公司没有关系，公司后续出现问题就不再和他们产生关系。
此外，为何悦宝园（中国区）总部仅安排上海南洋中心店的转课方案，而没有安排对北京草桥店进行经营干预呢？黄立斌分析认为：“悦宝园是加盟模式，分店是独立经营，总部一般不参与经营也不承担责任，但是总部介入悦宝园上海南洋中心店并给出3个转课方案，说明情况可能较为严重，总部担心对品牌影响较大才会介入。”
机构违约在先，给出的转课方案是对合同进行变更，决定权在于家长，家长若同意，合同方可变更，家长不同意是不能强行变更的。因此，黄立斌建议，家长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维权要求退款，如果后续公司进入破产程序，家长可以向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或清算组申报债权参与到破产财产分配中去，也可以参加债权人会议，保护自己的权益，但过程较为漫长，所以家长需要综合考虑，替代方案是否能够满足教育需求，两害相权取其轻。此外，对于教师追讨工资的情况，黄立斌明确表示，首先公司拖欠工资实际和法定代表人、股东没有直接关系，是以公司财产进行支付。如果公司进入破产环节，除税务等国家必须缴纳的款项之外，员工工资应该优先支付，接下来才是外部债权人，例如家长的退费等。拖欠工资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维权，一个是劳动监察部门投诉，另一个是劳动仲裁，但公司如果真的没有财产，即使判决也难以执行。
由此看来，家长申请退费要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加盟店接连倒闭，总部有没有责任处理？黄立斌认为，如果悦宝园为旗下加盟店提供加盟包装，就很容易使家长们误认为“悦宝园和加盟店是同一个企业”。因此，虽然加盟店与总部在法律上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企业经营者，并且与家长进行交易的主体不是总部，但对于家长，完全有理由相信加盟店只是总部在各地的分公司，总部与经销商是同一经营主体。这符合我国《合同法》中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可以视总部为合同当事人，总部与加盟店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而实践中，很多特许经营许可合同中总部会附带免责条款，如“总部对于加盟店中与第三人发生的任何纠纷，加盟店自负其责，概与总部无关”，对于这种免责条款的效力，只在总部与加盟店之间有效，不能对抗家长。黄立斌向笔者解释，这里总部的责任更多的是民事违约责任，比如退还费用及妥善安排后续课程等。黄立斌表示，家长在选择早教机构时要做好背景调查，充分了解机构的营业情况与资质后，再做选择。
经不起风浪的早教机构，疫情下尤为脆弱
实际上，悦宝园并非疫情期间唯一一家出现经营问题的教育品牌。
有媒体报道，疫情期间，儿童体能培训机构趣动旅程等教育机构也扛不住冲击，纷纷闭店。有媒体报道，全国早教机构1～2月直接损失营收几十亿元，其中不包括员工工资支出和房租支出。据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培训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一项调查显示，针对此次疫情所产生的影响，超过90%的机构表示存在大的影响，目前机构经营存在部分困难或严重困难。
学校开学时间不断延长，教育机构尤其是早教机构的开业时间更是遥遥无期。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为了避免人口聚集而导致疫情传播，各地幼儿园开学后，早教机构可能才会开学，这样来看压力是相当大的，由于数月没有学费收入，还要支付教师的薪酬和场地租金，机构很难支撑下去。“因为疫情期间毫无收入，幼儿的课程又很难转到线上授课，也没有转其他领域的可能，所以就会面临资金的问题。”
熊丙奇对笔者说道。随着早教市场规模不断壮大，早教培训机构经营不善、“卷款而逃”的问题也更加引发人们关注。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早教行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指出，2020年我国早教市场规模可达2900亿元。同时，卷款跑路等事件，近年来也高频出现。熊丙奇指出，这并非教育培训机构独有的问题，而是涉及预付款经营模式的所有经营性机构的共同问题。
熊丙奇表示，教育培训机构的一个特点是先交学费后上课，有的甚至一次性交完多年的学费。其风险在于，如果培训机构倒闭、关门，那么预先支付的学费就可能“打水漂”。近年来培训机构倒闭引发社会舆论关注，问题都集中在这方面。要防范教育培训机构的这一风险，有关部门有必要统一加强对预付费（预付卡）的管理，并把教育培训机构也纳入监管范畴。熊丙奇认为，目前主要通过两条途径可以对“卷款跑路”进行治理。
一是行业自治，有些地方教育培训机构从行业声誉出发，发起签订诚信承诺的活动，并设立保证金，参与的教育机构都设立保证金账户，以防机构倒闭，用以清偿预付学费者的学费，但这一行动并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各教育培训机构给保证金账户存入的钱也不明确。二是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明确要求教育培训机构建立风险保证金制度，规定培训机构必须把风险保证金存入政府部门指定的银行，设立账号，由银行保管。但这一规定在执行中会出现问题，有的培训机构并没有注册为学校，而是注册为企业，对外以学校为名进行招生、经营，对于这类培训机构，教育部门无从监管，还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并没有按规定比例存入保证金，但监管部门并没有严肃追查。
于是，当教育培训机构倒闭后，学生、家长求告无门的事依旧发生。熊丙奇表示，在疫情过后，早教行业还是会像疫情之前一样恢复正常状态，强者恒强，资金是否充足、经营是否良好、教育品质是否得到家长认可，依旧是早教机构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