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注：谷歌“断供事件”，把国人吓出了冷汗，人们开始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实际上，开源并不能被一棍子打死。国内开源软件起步落后于国外近20年。1999年，蓝点和红旗两家公司的问世，是中国步入开源时代的标志。2000年到2004年的启蒙期，国内的草根个人和开源社区逐步壮大。这期间的发展让很多人认识到，开源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开发模式，是利用全球软件开发资源的一种协同创新。文章来源：AI财经社（ID：aicjnews），作者：麻策。
在最近的一次沟通会上，互联网服务商APUS创始人李涛被媒体问及谷歌对华为的“封锁”事件，其中一个提问者说“华为被卡住了脖子”。
和芯片一样，自主操作系统也一直是中国IT产业的心病。按美国政府要求，谷歌停止和华为的商业往来，给华为手机特别是其海外市场的发展蒙上了阴影。
但李涛表达了他的乐观：“历史上没有人把生态链条打断过，你剪断了马上就会有人补上。”一如任正非所言，飞机要一边飞，一边把“洞”补上。
华为是谷歌重要的合作伙伴。作为谷歌服务触达用户的终端厂商，华为的智能手机份额已位列全球第二，有5亿多用户在使用。谷歌在态度上支持了美国的政策，但至今没有公布具体细节。按媒体报道，谷歌可能仍在积极挽回局面，作为一家商业公司，失去华为对它而言损失同样惨重，尤其是对安卓开源生态的商誉。
可以明确的是，华为仍然可以使用安卓系统的开源框架，在此基础上做编译优化；但华为失去了获得安卓系统更新的能力。对于新手机用户，谷歌也停止授权自己的应用服务，包括应用商店、邮箱、地图、搜索等谷歌全家桶。不可避免的是，短期内，华为手机的海外市场将会受到重大影响。
该事件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于国产操作系统的关注，同时也引发了对继续使用国外开源系统的种种担忧。开源是自由的，没错，但有时候更是一种有前提和限度的自由。
有多年操作系统开发经历的陈志辉感到，周围有一股悲观情绪在蔓延。“经过这事之后，大家过去对开源软件所抱有的信念肯定会受挫。”他说，“在现实面前，有很多游戏规则和信心被打破了，修复需要很长时间。”
那感觉就像一个理想王国，出现了局部塌陷。
01、“说不定是个契机”
华为无疑将迎来一段苦日子，它面临的是寻找替代方案，并重新教育市场。
“突然一下子要逼你改变策略，短期影响肯定比较大。”陈志辉对AI财经社说。根据余承东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华为已准备最早今年秋季、最晚明年春季推出自己的移动操作系统。但这条路成功的难度可想而知。操作系统之所以难做，原因不在于研发难度，而在于生态的构建。
“不得不承认，没有安卓有可能就没有华为手机的今天。”在华为工作过18年、曾参与华为重要开源项目的张建华很少见到任正非像今年这样频繁地出来讲话。“现在也到了全面展现华为实力的时候，（说不定）就是个契机呢。”
在他看来，中国智能手机行业拥有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华为拥有研发操作系统的技术实力，也有相应的技术储备，“不可能一个操作系统就把华为手机卡死”。至于生态系统构建，他则认为生态就是市场，赢得市场才有了生态，“当你的市场足够大，生态到底掌握在谁的手上就不好说了。”
但这仍然是一个庞大复杂而且历时长久的工程，不可一蹴而就。
围绕谷歌收紧安卓生态的讨论已经持续了多年。这个最初的开放平台，给人感觉正逐渐背离它的初心，也让人对谷歌所创造的开源生态萌生质疑。
“谷歌确实在收紧安卓生态，不过这个锅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开源的问题，谷歌移动服务中Gmail、谷歌地图、YouTube这些软件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才是主要原因。”一个安卓开发者对AI财经社说。
谷歌掌握着安卓系统的绝对主导权，它巧妙地将安卓分成了两大块，一块是通过开源让全世界的开发者从不同维度不同场景对其进行丰富；与此同时，它将自己的商业产品与这个生态进行深度捆绑，实现商业价值。
事实上，谷歌并非想在操作系统上赚钱，而是通过操作系统触达更多用户，利用谷歌的原生应用产品赚钱。
而谷歌自始至终从未让安卓脱离自己的控制，随着安卓成为移动操作系统的领头羊，谷歌也逐渐对开放的源代码实行严格把控。
“在这个领域真正玩出来的就是谷歌。”陈志辉对AI财经社说，“它的那些应用已经将绝大多数海外用户绑架了。”
技术极客们相信开源创造美好的未来。但当一个开源项目完全掌握在一家商业公司的手里，对于项目的使用者、贡献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而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就变得尤为重要。
甲骨文间接收购知名开源数据库MySQL曾引发了不小的震动，甚至招致了当时已经另起炉灶的该项目原创建者本人的不满，他一纸诉状告上了法庭，试图阻碍交易的进行。“开源的理念是免费使用的同时也要贡献，当具体的拥有者将商业的元素放进去，形态就变了，商业就是利益，利益就追求最大化，最大化就是垄断。”陈志辉说。
张建华同样相信大型的开源项目背后都有它的商业逻辑。“如果大家认为开源都是美好的、公益性的事情，那为什么还有创建者会将自己的项目出售呢，就是因为没有实现预想的商业目的，索性一把套现。”
无论如何，在一些行业资深人士的认知中，开源精神是极客心中的信念，但理想很丰满，现实也很残酷。市场需要竞争，张建华愿意相信，谷歌封锁华为，是开启另一场竞争的导火索。
02、争夺主导权
PerfXLab创始人、在中科院主导过数个开源项目的张先轶有着不太相同的看法，他秉持着开源和垄断并不相干的态度。“开源能促进自己的生态系统，但最后的目的多有不同，本身和你的角色有关，有些是为了回馈社区；有些是市场行为，通过开源卖一些服务赚钱；个人开发者开源可能是想获得一些技术上的美誉度。”
他认为开源本身是一个按贡献度说话的事，贡献度大就拥有领导决策开源项目发展方向的权利。这也是行业人士的共识。
2017年3月，华为成为亚洲首家OpenStack白金会员。OpenStack是时下火热的云计算开源框架，有云计算领域的操作系统之称。OpenStack是华为云计算架构的基石，华为2012年加入，次年成为黄金会员。而OpenStack的白金会员全球有且永远只有8个名额，其中开发投入和贡献度大小是能否晋级白金会员的关键考核因素。
“我们要去宣传对OpenStack的贡献，按理说你不需要宣传这些东西，只需要告诉别人我们基于OpenStack开发了什么样的能力，如何好用，性能达到什么水平就行。”张建华曾在负责华为云计算产品线，“为什么还要去宣传贡献，核心是因为如果有一天OpenStack成了事实标准，你在里面拥有多大的话语权。”
话语权能够影响开源代码的走向。投入、代码贡献、体验贡献等多个因素综合影响话语权的高低。而拥有话语权决定你是否能够让开源项目朝着符合自己利益、需求的方向发展，具有战略意义。
2018年11月，IBM斥资340亿美元收购了开源企业技术巨头红帽，这是IBM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收购，资金规模占到了当时IBM市值的近三分之一。红帽是Linux、OpenStack等开源社区的主导者之一。据统计，目前红帽是OpenStack和Linux内核贡献第二大的公司。在这笔交易完成之后，IBM在云市场和Linux生态中都将掌握更大的话语权。
“如果你没有主导权，可能会出现别人稍微做一点改变，就会让你的产品失去竞争力。”张建华说。
在软件开源方面，谷歌尝到了大量的甜头。安卓自2007年以开源形式发布以来，阵营迅速扩大，很快战胜苹果成为了全球第一大移动操作系统。在移动战略成功之后，谷歌又将目前转向了AI领域，提出AI优先战略。其在2015年开源了深度学习框架TensorFlow，依靠它良好的背书和号召力，两年后已成为最流行的开源深度学习框架。
小I机器人CEO朱频频告诉AI财经社，谷歌开源TensorFlow的核心目的还是培养生态、聚集开发者。“和做安卓是类似的逻辑。”
安卓系统的演进同样是从开放源代码吸引大量开发者参与起步，并最终建立了移动系统稳固的霸主地位。安卓之后，TensorFlow被谷歌赋予了再次抢占生态的使命。“PC时代软硬件开发者都离不开Wintel联盟构建的生态体系。”朱频频说，“当大家都离不开你，你就变得最具价值。”
03、企业要有容纳风险的气量
2012年任正非在一次内部座谈会上谈到，华为需要做操作系统和芯片，是出于战略的考虑，防止断粮。“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安卓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这是如今所有安卓厂商都有可能面临的尴尬。安卓生态越强，开发者和用户想要脱离就越难。安卓开发者岳谦对AI财经社表示：“开源的基本游戏规则首先是免费，但免费后面带来的代价往往是最大的。”
谷歌“断供事件”，把国人吓出了冷汗，人们开始讨论我们该怎么办？实际上，开源并不能被一棍子打死。国内开源软件起步落后于国外近20年。1999年，蓝点和红旗两家公司的问世，是中国步入开源时代的标志。2000年到2004年的启蒙期，国内的草根个人和开源社区逐步壮大。这期间的发展让很多人认识到，开源是可以接受的一种开发模式，是利用全球软件开发资源的一种协同创新。
2004年开源软件联盟成立让国内的开源软件有了根据地，建立了与国际开源社区和大企业沟通的渠道。4年之后，行业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国际上如Apache等主流开源社区开始扭转对中国的态度，同年在中国做了第一次活动。这意味着中国开源社区被世界所接受。
“行业的发展毋庸置疑。”初心软件CEO宋可为进入开源行业近20年，“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开源公司我已经无法统计了，太多了。现在大量创业创新公司都是在开源软件的架构之上去构建自己的技术产品和服务，包括一些商业服务。”
即便如此，国内开源软件行业与国外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国内操作系统以前是对标微软XP，如果现在仍以这个标准去衡量的话，绝大部分都已经实现甚至超过了目标。但现在用户的标准也不是微软XP了，要求提高了，而这些公司离用户要求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宋可为对AI财经社表示。
据宋可为观察，中国目前有超过15家做操作系统的公司，然而这些公司平均下来每家的规模不超过50人。“这样的人员规模对于操作系统来说，做的只能是很有限的工作，意味着底层核心的，或者说有风险的投入，都被精简掉了，而且同质化比较高。”
“至少亿级以上的互联网市场，才能容得下一家做操作系统或芯片的公司”。因为围绕着操作系统或芯片，需要一个庞大完善的产业链、生态系统，其中每一家供应商都需在这个市场里面活下来。“中国有13亿人口，有效市场也就四五亿，不会有、也不应该有两个以上做操作系统的公司，但我们现在有十几家，这样的资源配置明显不合理。”
这是在很多行业都存在的问题，分散、各自为营，而不同的市场之间又存在极高的市场壁垒。一个小团队在一个领域掌握了核心客户资源，别人无法进入，这个小团队就能自给自足，但很难发展。
“这就变成了我打着技术公司的名号，但实际上我的核心竞争力是市场门槛。”宋可为说。“国内大部分开源企业都是靠做项目活着。”
在经历中兴和华为的事件之后，国内开始强调“自主可控”。但实现这个愿景的载体是人才，是常年躬耕于底层核心技术的程序员。放眼国际，开源软件行业的发展离不开高校和大企业的参与。在宋可为看来，大企业和高校在开源生态系统里缺失，是中国开源软件在过去15年里发展比较慢的核心原因。
OpenThos社区开启了一个很好的尝试，它成立于2015年，由清华大学主导，代表了国内开源社区的一个崭新面貌。高校主导的项目优势在于，其中立性和科研能力。“中国的开发者在Linux内核社区的贡献度非常高，我们有优秀的人才，但很分散。”宋可为认为，需要高校、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联手构建一个良性的循环。
从怎么发现一个好项目，怎么评估它的短板，怎么帮它找钱，怎么帮它开拓市场，在它体量很小的时候怎么能跟一些不对等的大企业合作——开源项目需要一些大企业做支撑，但现在这个链条上还有很多缺失，良性循环还没有建立起来。
“我们既然看到了中兴、华为所经历的事件，那国内行业精英们的价值观是不是要稍微调整一下，在短期投资赚快钱的同时有一些长期的投入？“宋可为说，“没有底层和长期的投入，没有容纳风险的气量，企业很难长久立足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