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ilieyun
）】1月7日报道
近日，新东方董事长俞敏洪在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做了演讲。俞敏洪在演讲中表达了自己对企业管理和发展的看法。俞敏洪认为：
①很多领域的思想像是在管道里走，不能突破，企业和制度的结合可以更加大胆一些；
②在很多领域中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为了福利和保障不愿意出来创业；
③员工不要揣摩老板在想什么，我想什么“关你屁事”；
④不要一刀切：政策应当允许适当混乱，使得隐藏在混乱背后的某种活力得以发展；
⑤中国过往的高速发展得益于高科技和WTO，新时代背景下要有新的探索。应当鼓励企业发展“真正”的高科技，给企业定心丸。
以下为俞敏洪演讲文字版：
俞敏洪：亲爱的各位朋友们，今天讲的都是大话题，前面国企的老总还有陈东升这样境界如此之高的人，都是看芸芸众生的感觉，我自己也准备了几个小话题，从教育来说。
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
第一个是改革开放40年来我本人是非常好的受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进北大，也不可能出来做新东方。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今天为止有很多的成就，但是很不充分。
我们现在从制度建设层面到思想建设层面到企业发展建设层面都可以说做了一半。中国未来的30年的繁荣我们要把后一半做下去。
有三件事情要做。
第一个是思想进一步解放。
我心目中一直认为，思想无所谓新旧，只要是国家繁荣，文明富强，人民昌盛就是好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帮助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摆脱了半殖民的统治，使我们有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
面向未来我们有什么样的思想解放来引导中国继续前行。我相信这件事情可以更加开放的来进行讨论。我记得现在有些领域的思想是有点像管道往前走，不能突破。就像必须在铁轨往前走的感觉，但是这样的感觉还是比较单一，尤其是在企业发展领域，尤其是在企业和制度结合领域，我觉得我们的讨论还应该更加大胆一点。
双轨制保障体制不解决，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
第二个是我认为中国的体制还没有完全鼓励真正的人才流动。
我认为中国一大批人才在政府部门，很多人原来是从政府部门出来的，北大也算是一个政府部门，我从北大出来，王石等等也都是出来的，任正非。因为种种原因，现在要鼓励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像“92派”那样下海创业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小年轻新时代的新创业者出现了。
可以说在很多领域中间，包括在教育中间都有这样的特权的参与现象愈演愈烈。
比如说教育领域，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的领域是两个领域，公办教育退休的人，民办加一倍的工资都不愿意来，原因是这些老师在公办学校退休之后享受的福利待遇比民办大学和中小学的老师待遇好很多。这样导致了真正的教育资源流动也变得不可能。
再比如说双轨制的社保体制，让无数的人待在公务员机制中不动。这样的双轨制保障体制或者是福利体制出去不解决，中国的社会创新机制依然不能完成。到最后我们其实就是一帮年轻人喊着创新创业，大部分人创新创业失败了，大部分资本投入创新创业都打水漂了，背后是有某种深层次的原因的。
刚才陈东升老师说了，中国的创新创业的发展已经比原来好很多，这个我完全承认，我们那一代的创新创业的时候既没资本也没人脉，天天求着居委会老太太和办公室主任。
仍然存在官僚主义问题，需要深度改革
另外一个现象导致了未来中国整个发展还是需要深度改革的，中国的官僚主义体系其实还是相对严重。
一个城市没有资格选择自己这个城市最合格的领导人，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制是每一个人都在想我的上面的领导在想什么，这样的机制蔓延到了民间力量和企业中。
比如说新东方的很多人都在揣摩俞敏洪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但是他们要想，因为他们想的是万一得罪了俞敏洪我的饭碗就不保了。我开放的民间领域都这样的话，中国的每一个人都是在为保住饭碗尤其是政府体制的人而努力，而不是怎么为社会做贡献而努力。
政府应该给民间探索余地，激发市场新活力
另外我们讲到市场新活力，坦白说，到今天为止市场新活力只有两件事情做对了：
第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的大部分的政策是对这个对是因为指向了民间力量的开放。
第二件事情对的就是中国政府允许民间的老百姓尝试和探索了。
所以实际上中国做一件事情就够了，只要能够调动民间的所有力量让中国的繁荣做努力给予制度上的保障，安全上的保障以及发展上的保障这件事情就够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老百姓干。
当然到今天为止中国赶上了世界上几千年的好时代，这是我们中国经济之所以这么发展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高科技的发展。
随着现代的AI科技给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发展机会，加上人口基数，就出现了马云和马化腾这样的人才和天才。虽然要感谢世界高科技，但是中国只是应用。
第二个就是因为WTO所带来的中国跟世界经济的结合。
这一结合到今天为止处在了拐点，我们在利用WTO的红利已经用完了，剩下的一带一路是不是能带来中国跟世界经济后面10年、20年的融合，需要大量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家进一步的合作探讨。
大家也都知道实际上除了这样的基本管理模式出问题，最后不得不在中国叫停之后，我们的很多的企业政策和未来发展的政策也是从上到下不经过调研就出来了。
举个简单的例子，是十几年前说的劳动关系，我们深刻知道是要保护中国的劳动大众争取谋更大的福利。但是由于在实施的时候，某种太官僚主义一刀切，中国大量的企业的劳资关系及其紧张，也导致中小企业最后失去了发展的活力。这样的一刀切的东西，我希望未来能够尽可能的少一点。
那同时我有一个建议，建议就是说政府要应该给民间逐步的探索的余地。
新东方到美国上市的时候，我跑到很多部门，说我们没有这个先例，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不能上市，我们也不觉得在美国能够上市，我最后拜访了很多的政府领导，有一个领导说别拜访我了，你去吧，你出事你承担责任，你不出事是你运气。
我搞什么是出事不出事，搞了很多的政策原则，新东方到美国上市了，带来中国民办教育的繁荣，以及中国的教育和信息产业的结合以及和人工智能结合的繁荣，所以这种探索其实应该允许民间去做。
政府只要明确大方向就行，我们心中都有大方向，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原则，坚持科学和规划的发展。放手让民间力量探索，有的时候民间力量其实更加能形成和政府的合力。
有的时候政府允许一段时间的混乱存在，中国有古话：乱中取胜。这个不要颠覆社会发展的基础，我觉得背后隐藏的其实就是某种活力。
刚才陈东升已经讲了中国改革开放最初的老一代企业家完全是在一片混乱中走出来的，没有任正非，柳传志在混乱中焦头烂额，怎么会有今天如此美好的一个跟世界接轨的企业发展布局。所以我觉得政府要大肚一点，允许混乱的出现，允许突破的道路，一旦有突破和创新提高，最后惠及的不是个人，而是整个中国大众和中国的社会。
给企业家吃定心丸，鼓励高科技创新研发投入
最后，我觉得今天在讲高科技，讲AI，背后的一个要素就是只有把高科技和制度结合，才能使我们真正高科技为中国社会的突出稳定做贡献。
我讲三点。
第一是企业家的心态决定高科技的研发投入。
今天大量的企业家，这个钱都是要不就是存起来，要不就是投入到短期领域。大量的企业没有把钱投入到长期的研发中去，理由非常简单，因为这些企业缺乏一种长久以来的安全感。在几个月以前中央发布了支持企业家创新的这样的文件，让所有的企业家吃了一颗定心丸，这样的文件一个月发一次都不为过。
第二是在企业支持包括政府支持高科技的时候一定要确定伪高科技和真正的高科技创新研发。
我发现我周围不少的人打了高科技的牌子到地方圈地，让地方高科技产业园荒废三到五年十到八年，有很多企业没有高科技研究，打着云计算的牌子，税收会减免，最后做的是房地产倒卖的生意。
那如果国家的力量不投入到真正支持高科技的发展中去，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是依然的不断的拷贝国外的高科技拿过来用，还感觉我们在高科技的领域的感觉，要拿出推动中国航天发展的力度来支持民间科技力量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政府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我觉得美国都降税了，中国对企业的税收也应该降一降了。这个中国非常重要，让企业喘口气，让中国的企业有更多的钱投入高科技发展。还有专家说如果给企业降税，多出来的钱怎么办，还用你管吗。
第二是我觉得对于企业的劳资关系，我提到了真的是要进行重新一个政府的界定，让我们跟我们的员工和雇员能混得更好，而不是一天到晚把精力放在跟员工打官司上面或者是员工一离开就打官司。我调查一下新东方这样的官司还是很少的，但平均每年花费的精力太多了，既要保护员工也要保护企业长久的发展。
最后对创业者提一个建议。找出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有好处，对你的发展有好处。至于说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只要保证不违法就是对社会有好处。
做真正自己喜欢的事情。把时间花在你所做的事情的未来得发展的布局和你所做的产业领域的世界最前沿的发展的研究上，而不要天天把时间花在一散会出去就拉着陈东升和俞敏洪照相上面，对你们没有任何意义。
我就讲这么多，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