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ilieyun
）厦门】1月4日报道（文/林红瑜）
1979年的某个大早，天色泛白。毛振华的父亲母亲，用一扁担，挑着行李，把还没成年的毛振华送到河岸边，再看着他上船。
那是毛振华第一次离开老家，洞庭湖北岸，长江以南的狭长水乡——湖北石首市，也是方圆几十里里第一个考上知名大学的小孩。
在摆动的船和水波中，还在长身体的毛振华，一副瘦弱的小孩模样。这河晃得他想吐，又觉得心口砰砰。独自呆在船上，毛振华嗓子眼里，有一堆的话，想喊出来，但没敢。
坐了20个小时的船，又换了车，15岁的毛振华，来到了河的对头，进了武汉大学的校门。
他还记得高考前，大家都一样，都没正儿八经地学习过。谁也没底，就挤在教室里，拿着复习提纲，一遍一遍地看。班上一大半，都是工作过的人，就是早些年文化革命被放下乡的那批知青。
在学工学农的年代，毛振华赶趟似的，做了读初中的那十几个，读高中的那三五个，又成了上大学的那一两个。
毛振华读的是武大经济系。其实，这不是他的第一志愿。在政治氛围浓厚的70年代，和当时农村出来的孩子一样，毛振华最早是想学中文系或者历史系，哲学系也不错。读出来，搞政治。
而毛振华的成绩，除了数学分数比较高，其余则平平，不太好报志愿。镇上老师给他建议，退而求其次，学个经济，可能和生产队的会计挂得上钩。
可以说运气，也可以说是注定。开学没多久，毛振华很快发现，经济系是武汉大学最热门的，并且是分最高的一个系。
毛振华每日醒来，都被一股兴奋劲给灌满了。这个村里娃娃，进了武大，才知道有抽水马桶这玩意，图书馆可以有那么多书，老师是用普通话教书的。
他是经济系里，年纪最小的几个。班里年龄最大的同学，有30岁。那是中国大学独特的时代。青黄相接。幼气的，有家室的，不同年龄段的人，坐在同一个教室里。这群年龄比他大的同学，下过地种过田的知青们，都在拼了命地读书，把作废的日子补上。
毛振华也是。大学四年，吃饭睡觉之外，他几乎都在读书。太阳就要落下，一日就要过去，抓不紧就要溜走。那种时不我待的紧迫，一直缠绕着他。
除了学本专业的经济学，毛振华还选修了欧洲哲学史、西方现代史，诸如此类的。真理的吉光片羽，人类自由的边界，遥遥的变革，锐利的运动，洞察和批判。毛振华觉得自己被打破了，混入新泥，然后被放进炉子里，烧得通红。脱了一回胎。
他至今感激当年的武大校长，那个全国第一个开放跨系选课的男人，叫刘道玉。时隔多年，毛振华仍记得这个勇敢的名字。
毕业后，毛振华被分配到湖北省政府机关。毛振华先是在统计局，干了一年多，就和数据打交道。
后来去了湖北省委调查研究室。20岁的毛振华，可以说是进了“苦”科室。跟着领导，长途跋涉上山下乡做调研。加班修改稿子到深夜，都是常事。深更半夜到基层走访，也不是没有。
应付基层单位送上来的材料，汇总各科室的任务文件，跟进数十位领导的行程，对接政府核心部门。
在研究室，毛振华办公靠一路小跑，左拿手机，右接座机，一天打几十个电话，甚至上百个。写文靠连夜连周地熬，一字一句地审。写不好，重来。写得好，再来一篇。工作时间，朝不九晚不五，24小时待命。
人聪明，又吃得了苦，这个时不我待的年轻人，很快就熬出了头。毛振华先去了海南省政府研究室，后来到了国务院研究室。从南方写到了首都北京，坐进了中南海办公室。
在那段时间里，毛振华一年提拔一级，从科级到处级，全是破格提拔的。24岁做了副处长，26岁升为处长。
一切看上去没有任何问题，日子顺利又前进。所有人都以为，已经到了中南海的毛振华，会继续往上走。
而这个在当时的机关里，最年轻的处长之一，到了夜里，睡不着觉。毛振华躺床上，翻来翻去地想，中南海这个区域里面最年轻的副局长37岁，还得再等上11年自己才能当一个副局长。他盘算着，这个可长了，太慢，太久了。
当上处长的那一年年初，北京的雪还没化。也就是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坐着专列，从北京一路南下。
这一趟的南巡讲话，就像往毛振华脑门上那么一戳。戳醒了他。毛振华不当处长了。他辞掉了国务院研究院的职务，选择了“下海”做生意，也成了后来的载入史册的“92”派。
尽管当时的毛振华不以为然，也没有破釜沉舟的感觉，就觉得，不过是换了一份工作而已。后来再看，那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
在精神抖擞的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取消了“计划经济学”课程；中央党校为1000名党员开办了股票讲座；北京大学把旧教学楼改成写字楼租了出去；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上海股票股票公司达到4000家，有价证券总额超过100亿。
在这一年，毛振华办了一家名为中诚信的公司，成为1992年全国新成立的22.6万家新公司里的，其中一家。也是全中国第一家，做信用评级的。
毛振华去登记这个公司，才发现工商局根本没有这个行业。工作人员完全不知道有信用评级这东西。不给批，也批不了。
那时候，中国政府做事，老说要遵循国际惯例。毛振华在调查研究室的那几年，没白呆。他特地写了一份长报告，从国内发展需要写到学习国际惯例，递给顶上领导。说要中国搞市场，需要这个行业，这个事情是国际惯例。
领导一看，有理有据，不好反驳，最后给批了。再提起，毛振华才憨笑说，我们说国际惯例有这个事情，但国际惯例怎么做的，我也不知道。
起头的第一年，毛振华就在跑断腿和磨皮嘴皮子中，一步一个难，开始了他的创业。好不容易拿到了公司执照，终于可以给要发行债券的公司评级了。新的问题又来了。国内根本没有债券，谁也不需要评级。
毛振华要做的事情，从给公司评级，变成了怎么样让中国有债券。
北京的冬天，冻煞人。毛振华就骑着一辆自行车，眉毛都挂了霜，在京城城区的各个部委、机关，一趟一趟跑。也往老朋友老同学家里蹿。和大家解释这个连工商局都没有收录的行业。
毛振华知道，债券市场不是一天就起来的。一开始评级做不起来，毛振华就先做公司改制、公司融资的一些咨询服务。一边做，一边等。
事实上，中诚信不仅仅是第一个做评级的，也是中国第一个做财务顾问的。当时国有企业要改制上市，几乎都经了中诚信的手，经了毛振华这边。国内第一梯队的金融机构，都纷纷入股了中诚信。
对了路子，中诚信发展得很快。短短两年时间，中诚信已经发展到了七、八十人规模。西苑小了，搬到友谊宾馆。后来，宾馆后头的公寓也一并租过来用。很快又挤不下了，整个中诚信又挪到了占地面积5千多平的北京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公司大了，却差点容不下毛振华了。毛振华是总经理，也是法人代表。也就在中诚信翻了几番的1994年，当时的董事长想让毛振华玩个变形记，和某商业银行中层来个对调，换种体验。
游戏的前提，看上去简单，好像也挺公平。董事长让股东们投票，赞成董事长决议的票数，要是超过25%，毛振华就得走。
在这一刻，毛振华什么也做不了。等待着那些给公司投了钱、没参与过决策的人，用投票决定他的下场。
毛振华才明白，手里没有股权，自己就什么也不算。不过是个可能会被随便打发的经理人。仅仅是一场投票，就能让他失去一切。
投票结果出来的那一夜，毛振华在二环转盘，饶了四五圈，就是转不出来。他觉得头晕目眩。毛振华曾提到，那是他一辈子最艰难的一个关头。
投票结果是，23%的股东支持董事长。毛振华成了中诚信的一颗擦边球。他能继续留下来了。他的同班同学、也是股东、中诚信副董事长的陈东升，陪他挨过了这一趟。数年之后，毛振华提起这位挚友，仍是感激。
经历着一遭，还是中诚信总经理的毛振华，去了香港，到中信农在香港投资的海域集团，做了个兼职。靠着在香港赚下的数千万，毛振华逐步收购了中诚信股份，获得了一定的控股权。当时的中诚信还是一家国有企业，毛振华也算得上政府干部，局级的。
1999年，别人眼中的毛振华，这个发大财的国家干部，有钱有势，被软禁在北京。
他被“双规”了。几个月来，除了前来问话的调查员，毛振华被24小时看守在房山的一个宾馆房间里。没有办法联系上其他人。
毛振华被怀疑利用中诚信进行非法的利益输送。尽管他一再解释，自己不过是做了信用评级和公司改制的事，没有贪，也没有污。调查员听不听信不信，也由不得他。
北京的银杏落光了，一切光秃秃，直到大雪覆盖了整个首都。毛振华像是被覆盖的一颗石头，或者其他。他觉着，自己被忘记了。除了发呆，毛振华没有别的事可以做。哪怕给他一整天，一整个月的时间思考，毛振华也没想明白。自己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想到头壳痛，弄不清楚。
直到最后，调查结束前的两个月，他的房里才多了一台电视。那也是毛振华一辈子，电视看得最多的日子。整整八个月，毛振华没有离开过那个房间，终于换来清清白白。
毛振华没有问题——这场“协助调查”，足足用了240多天，得出了最终结论。
而在被审查前，他的妻子已经怀孕好几个月。等他被放出来，孩子已经半岁了。
对于外界来说，毛振华经受住了考验和调查，靠的住。八个月的监察，反而意外成了政府对毛振华和中诚信的一次背书。中诚信的资本，一下子从2000万，翻到8000万。之后，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IFC）试水中国市场，也入股了中诚信。
中诚信依然发展得很快。有所改变的是，毛振华怕了。“今天要我见一个处长我都没有勇气。”
2007年，毛振华宣布退居中诚信幕后，不做职业商人。转型做了大学老师、学者、投资人。哪怕错过了不少机遇，他都在“非常刻意的回避”官员和政府机构。2017年，毛振华还为母校武汉大学捐资5000万，修建科学大楼。
原本以为，可以相安无事。而2018年年初，一个视频流出，再次把毛振华送到头条。他穿着一身白羽绒服，站在东北雪地里，指控亚布力管委会非法侵占土地、强卖强卖干扰企业经营。22年里，花了22亿，一无所获，反被人欺。
在1999年调查后，重获自由的毛振华曾说，“到最后，你会发现，做企业的人，在公权力面前，就是狗屎。你以为你做企业很光鲜很有创造力为国家为家庭创造了价值。”
如今又是一年冬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