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网（微信号：ilie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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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前苏联发射了全球全球首颗人造卫星——Sputnik 1，这颗卫星不过沙滩球般大小，却让美国疯狂地投资研究太空领域，最终将人类送上月球。60年后的今天，第二个“Sputnik时刻”或许已经到来。但是这次，主角不是美国，而是猛然惊醒的中国，目标也不是探索太空，而是开发人工智能。
这第二次Sputnik则是披着阿尔法狗（AlphaGo）的外衣而来。阿尔法狗是谷歌旗下DeepMind开发的AI系统。在2016年，阿尔法狗在围棋比赛中击败了韩国选手李世石。今年5月，阿尔法狗又战胜了中国世界冠军柯洁。两名中国政府在AI政策上的顾问教授在《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表示，这些比赛促使中国政治家决定大力投资AI技术。并且，这份上月发布的报道亦表明了中国在AI领域的野心：中国目标于2030年之前成为全球AI领导者。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目标，”分析公司Gartner的研究主管Anthony Mullen说，“眼下，AI竞争主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中国拥有成为优胜者的所有必需条件，包括政府资金，大量人口，活跃的研究团体，以及随时准备接受技术变革的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带来一个价值万亿美元的问题：在即将到来的AI竞赛中，中国能否真的打败美国？
人多力量大
要构建强大的AI，你首先需要数据，而人类是生产数据的最好媒介。这意味着中国庞大的14亿人口（包括约7.3亿互联网用户）或将是其最大的优势。这些公民可制造大量有用信息，为中国的技术巨头所开采使用，而且中国的用户“隐私”方面也是相当的宽松。在构建AI这方面，中国的宽松隐私政策相比欧洲国家及其“以公民为中心的立法”更有优势。而诸如苹果和谷歌这些公司则不得不为避开隐私问题另寻方法，但无论如何也比惹上隐私问题要简单得多。
这还意味着在中国被允许的AI部署方式，在西方国家也许根本不可能。比如，面部识别技术被用于识别一切事物，从乱穿马路者到分配厕纸等等。这些应用似乎微不足道，但是任何一个研究人员都会这样告诉你，在现实世界中部署技术进行开发测试这种方式无可替代。“我不认为在AI发展领域，中国会遇到和西方世界相似的存在危机。”
微软的聊天室在中国和美国的经历是个很好的例子。在中国，微软的可下载应用式聊天机器人“小冰”拥有超过4000万用户，他们经常在晚上跟小冰聊天。它甚至还出版了一本托名诗集，引发了全国上下关于人造创造力的辩论。相比之下，美国版的聊天机器人“Tay”在几天后就被迫下线，因为有Twitter用户唆使Tay发表种族主义言论。
北京机器视觉创业公司码隆科技的首席技术官Matt Scott认为，中国对最新技术的态度以冒险支持为主。“对于AI，你必须处于最前沿，”他说，“如果你用的技术还是一年前的，那你就远远落后了。但是我在中国发现，至少在我在的中国社群，他们非常擅长承担这些风险。”
合作文化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的AI研究团体的输出比较容易衡量。白宫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现在发布的有关深度学习的期刊文章多于美国，而近年来中国研究人员提交的与AI有关的专利申请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中国的AI研究团体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以从下面这件事中略知一二：人造智能发展协会重新安排了其年会日期：改为农历的大年初一。
但是，比较讨巧的是这些数据究竟是如何转化成科学研究成果的。新美国安全中心智囊团研究员Paul Scharre对统计数据持怀疑态度。“论文数量很好统计，但我认为这个指标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因为论文数量并不能够代表质量，”他说，“当前，真正尖端的研究仍掌握在Google Brain、OpenAI和DeepMind这些机构手中。”
但是在中国，这类公司与大学和政府之间的合作更加紧密——从长期来看，无疑是相当有益的。Scott的码隆科技与清华大学联合运营着一个研究实验室，还有更多更大型的合作，比如“国家深度学习实验室”等，由百度和中国政府的发改局共同运营。
其他研究方面或许有影响力但却难以估量。十年前就开始在微软进行机器学习研究的Scott认为，中国的AI研究社团十分开发。“我觉得，[个人]关系更受关注，”他补充说，指出中国普遍流行的消息应用微信是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源，其中有不少聊天群组以大学和公司分享和讨论最新研究为中心。“AI社区非常活跃，”他说，“要我说，微信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效率非常高。”
记住重点：政府是关键
Scharre最担忧的是美国政府目前之退出基础科学的计划。特朗普政府的拟议预算将减少用于科学研究的资金，将大量资金从那些或可涉及AI研究的机构中撤出。“显然，[华盛顿]并没有任何战略计划来充实美国在科技方面的投资，”Scharre说，“我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政府拟计划的资金削减方案涉及范围。我认为这一做法只会适得其反。”
上届政府已然意识到人工智能的危险与潜力。奥巴马政府去年末发布的两份报告都表示要大力投资AI，同时也谈到了监管和劳动力市场等问题。“AI具有极大潜力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报告中指出，“公有和私有领域对AI基础和应用研发方面的投资已经开始获得实质性收益。”
在某种程度上，中国于七月份针对AI发布的政策文件也反映了上述观点，但中国并没有经历类似于美国这种将会影响之前政策发展的政府换届动荡。这份中国的政策文件表示，到2020年，中国将追赶上其他AI发展国家；到2025年，AI将成为中国工业的主要推动力；到2030年，中国将“占领AI技术的领先地位”。根据《经济学人》最近的一份报告，高起点将获成功，并且咨询公司普华永道预测，到2030年，AI相关增长将使全球经济增加16万亿美元——其中半数增长来自中国。
未来路在哪里？
Scharre最近撰写了一篇关于AI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报道，他认为，美国政府仍在梦中尚未清醒。“很多人都把美国有着全球最先进的技术视为理所应当，但在我看来，这种想当然非常危险，”他说，警钟已经敲响，中国已经为AI竞争做好了准备，但是美国呢？
其他人则质疑Scharre观点的必要性。Mullen认为，尽管眼下中国成为全球AI领导者的势头正盛，但得益于硅谷的成就，是美国依然略微领先。Scharre对此表示认同，并表示政府的资助或许不是大问题，美国科技巨头可以将少部分广告收益投资到AI研究中。“从DARPA这些机构获得的资金与谷歌或Facebook的收益相比，不过九牛一毛。”
这些公司也提出了对立的观点，尽管中国的大量人口确实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一个国家拥有庞大的用户基数无疑是好事，但却比不过在全球范围拥有相当数量的用户。Facebook和谷歌的主要平台上均拥有超过20亿用户，其他服务也拥有10多亿用户。可以说，更大范围的数据更有用，因为其提供的数据既丰富又具备多样性。中国的科技公司也许十分强大，但缺乏国际影响力。
Scharre认为这一点确实是关键。因为在衡量人工智能进度时，实际应用远不研究更有价值。他说，重要的是“国家和组织有效实施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比如在医疗诊断领域应用AI，在自动驾驶汽车中应用AI，在金融行业使用AI等等。在研究方面落后一些时间，比如落后12个月等等，影响不大，只要你依然可以掌握技术并有效地使用它。”
在这个意义上，AI竞争未必一定是一方获胜一方惨败的结局。目前，尖端研究均在秘密进行中，但是公开的研究结果却是全球共享的。在中美俩国AI领域均有工作经验的Scott认为，这些国家之间的相似性远比人们想象地要多得多。“人们都在担心某些地下实验室发生的可怕事情，但其实是不可能的，”他说，“AI中前沿的技术已经出版，各国都在积极合作。单打独斗赢不了AI，你需要合作。”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1957年的太空竞争情况略显相似。当Sputnik升空的消息传开时，尽管美苏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竞争，但在科学领域却依然是互相尊重。当时的报道说，美国的顶级科学家“对苏联工程师率先进军太空并没有显露出嫉妒与怨恨，相反，其中一位大方地表示‘卫星发射成功，我们都很高兴。’”
整个六七十年代，美国和俄罗斯一直在太空竞争中追逐着“第一”。但是最终，这场竞争带来的好处——新的科学知识，技术和文化——并不独归优胜者所有。这些好处惠及各方。因此，Sputnik时刻不必一定得是警钟，它也可以是构建更美好AI的一场良性竞争，而最终受益的当然是全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