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云注：对于一个成功的投资人来说，当初为什么进入投资圈，在投资上倾向于哪些领域，偏好什么发展阶段的项目，看中创始人的什么品质。想必这些都与投资人本身的经历有关，在其自身的发展道路上又会受到一些人的影响。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财经天下周刊；作者：卢华磊，分享给大家，转载请联系原作者授权。
“我非常感谢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PPTV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今天。”
知卓资本创始人陶闯简介：
出生于1967年。知名企业家及投资人。1990年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地理信息与遥感专业。1997年获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2000年成为约克大学终身教授。2001年，在加拿大多伦多成立网络公司GeoTango，率先推出互联网三维地图系统GlobeView，早Google Earth3年。2005年，微软并购GeoTango，陶闯进入微软，后主导创立了微软地图和本地搜索事业部，同时开拓了微软在亚太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2009~2014年，加盟PPTV并出任CEO。2014年，离开PPTV，创立知卓资本。知卓资本迄今已投资及孵化企业近百家。
找寻创业者中最顶尖的2%
我是一个连续创业者，在加拿大创办过GeoTango公司，在国内做过PPTV，同时也在微软这样的国际巨头中做过高管，2014年从PPTV离开，随后创办了知卓资本，所以我的工作经历是跳跃式的。
多次创业后，我觉得做企业并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当然，创业是不容易，但当我们知道了成功的路径之后就会发现，很多人都有机会成功，只是他们可能还没有找到这个路径或者没有坚持下来。因此，再去创立一个公司对我而言意义不是很大，相反我希望能做出更多的公司。从这个角度看，投资人的角色可能更适合我现在的状态，能够扶持更多的公司去成长。
知卓资本虽然是一家投资机构，但我们并不是纯粹的财务型投资机构，我们在不同行业中寻找合适的企业，然后将我们的资源赋能给他们，和他们一起发展，他们的成功也是我们的成功。所以，我现在工作的核心还是创业，只是同时参与了几个行业的创业。我认为，这种模式是一种企业型的投资模式，从另一个角度看，知卓资本的发展本身也是一场创业。
做投资，我自认有几个方面的优势：首先，我更善于发掘潜在的成功者。投资就是投人，我做过多年的CEO，也有过大公司的管理经验，这么多年阅人无数，我自信对创业者的判断肯定比那些纯粹的财务投资人更深入。
对于寻找人才，我有一个2%的规则，就是希望找到这个行业中那2%最容易成功的人。一个人的经历可以证明他的才能，从小到大，从学校到工作，他的人生中有没有亮眼的经历，有没有做过学生会主席或者在大赛中拿到过优异成绩，这些都是我们参考的指标。我们就是要找到这种与众不同的人，这些人从小就有某些特质，或许是后天无法形成的。
我比较相信天分之说，我找人的时候就是看他骨子里是不是有领导才能。一个人能否成为leader，其实很早就能看出来，当然不排除大器晚成的个例，但大部分人才在成长经历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苗头。
就像ofo的创始人戴威，他本人曾是北大学生会主席。首先，进入北大的人就不多；其次，在北大做过学生会主席的更少。就凭这两点，他就进入了我2%的选人标准之内。这样的人，无论做什么，我都愿意投资。
其次，知卓资本具有雪中送炭的勇气。可能很多投资人不敢做这样的选择，因为送了炭之后，很可能面临被创业者继续烧掉的尴尬。但我所说的“送炭”，并不是送钱，而是送资源。
世界上的资本是无限的，但资源是有限的。就像做房地产开发，位置就是资源，做科技创新，技术就是资源一样，作为创业者，我在这许多年间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源，我可以将这些资源嫁接给创业公司，我们将这个过程称为赋能。
一家小公司不可能雇一个微软或者谷歌这种级别的CTO，这种级别的CTO也不会向90后、00后的创业者汇报工作。而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让大家合作，比如以我们集团的名义，聘请这样的大公司CTO作为顾问，然后请这些顾问为我们投资的公司做技术支持。其实很多创业公司拿到钱之后无非就是雇人，而且不一定能雇佣到最好的人才，而我们可以通过赋能的方式直接帮助他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应该算是一个创投平台公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怕公司遇到产业的周期低谷，越遇到低谷，我们觉得越是机会。我们投的公司，基本上没有死掉的。
这样的投资模式，决定了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公司，我本人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投资人，我现在比较喜欢用“企投家”这个词来形容自己。这是吴晓波提出的一个概念，结合了企业家和投资人的角色，算是一个新物种。以知卓资本为例，我们是一个创投平台，追求更长期的投资价值，所以我们这样的公司，自己都有可能上市。
陶闯更愿意用“企投家”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图为到访的Newgen Capital创始合伙人张璐与知卓资本团队合影。
定位于创投平台的公司，在市场上并不多，但我本人有学习的对象——软银的孙正义对我的影响很大。
孙正义的投资风格是非常典型的企投家风格，他不是财务投资人，不是投机性投资人，从来不关注短期的股票涨跌，而是看重企业的长期价值，希望和团队形成统一阵营或者伙伴，是价值型投资人、赋能型投资人。
大家都知道，软银很早就投资了阿里巴巴，早期投资了2000万美元，而且长期持有了18年，现在给他带来了数百亿美元的收益，近1000倍的回报。这18年中，作为创业者，马云熬了18年；而作为投资人，孙正义也跟着熬了18年。
我很欣赏这种投资方式。我经常和团队成员讲，大家不要管那些短期内的消息，只要你认为这个团队是有潜力的，这个方向是对的，就跟着这个公司一起扛下去，不要担心市场，我们就是要跨越波谷。越困难的时候，越要帮助创业者，在这种时候最容易从对手手中抢回优质项目，因为没人帮这些创业者，他们就再也没机会了，创业者会将这个时候提供帮助的投资人当做自己的恩人。这是我的一个理念，我希望自己能学习孙正义的模式。
实际上，孙正义也是我的贵人。2011年年初，软银对PPTV做过一笔2.5亿美元的投资，这个数字创下了当时国内融资额度的最高纪录，后来我们也请孙正义入驻PPTV的董事会，成为我们的董事。我非常感谢他。可以说，没有他，就没有PPTV的今天，也没有我的今天。
当年，能打动孙正义做投资，我自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我英语不错，我有15年的海外生活经历，其中7年任职大学教授，用英文为外国人授课，所以英语可能比孙正义本人还好；第二，他知道我在微软有5年的工作资历，并且曾负责微软亚太区的移动互联网业务，他比较看好我的资历；第三，他问了我在微软的待遇，我在微软年薪百万美元，而在PPTV，我当时是不拿工资的。
综合这些因素，他认为，首先视频战略方向没问题，其次团队也很强。所以我觉得，大家实际上都是喜欢那2%的人，我相信他认为我也是那2%的人，就像今天我做投资一样，如果真的找到这2%的人，那这些人是不需要用商业计划书来证明自己的，他们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
明了创业沟坎，适时转型投资人
在进入PPTV之前，我一直从事空间地理信息方面的研究。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微软内部分析预测中国市场认为，从互联网角度看，中国未来最有潜力的行业是电商和视频，其次是旅游和教育。
我当时已经考虑回国创业，所以我给几位投资人发邮件，想了解下国内的创业行情，我记得联系的人有邵亦波、沈南鹏。大家对我回国创业都表示欢迎，邵亦波说愿意投资500万美元让我回来先摸索，而沈南鹏说可以推荐我去他们一个刚刚投资的电商公司做CEO，所以我一度很犹豫，不知道该选哪个。
但最终我还是看中了PPTV，那时候它还叫PPLive，强调直播属性，是一个初创公司。我和创始人姚欣沟通几次都非常融洽，于是我在2009年5月份，正式加入了PPTV，我任CEO，姚欣任总裁，我负责大方向，他负责细节。
加入PPTV的时候，正是整个行业的低谷。我入职1个月后，从美国融到1800万美元。这些钱都是美国那边的朋友们凑给我的，因为国内没有人愿意给钱。我当时和陈天桥团队联系，希望他们能投资100万美元，但是他们一口回绝，打死都不给。前段时间我碰到陈天桥还说起这个事儿，他还一个劲儿地懊悔，问我当时是和谁联系的，告诉他，他回去处理这个负责人。实际上当时确实是困难，我们也只能联系到他的团队成员，如果当时能联系上陈天桥本人，或许不是这样的结果。
视频行业的确是非常烧钱的行业，大家有很多担忧，因为我们都不能预测未来，不知道行业会朝向哪方面发展。我还记得当时智能手机普及的时候，我们内部还开会讨论是否要做手机端App。现在看，这或许是一场可笑的讨论，但在当时，我们都不能判断趋势，或者即便判断出趋势，大家也不敢轻易地下结论。
但是我们一直有信心，我们认为视频是刚需产品，同时用户量一直在增长，这都是很积极的表现。
到2013年的时候，苏宁云商和弘毅投资战略投资PPTV，这次F轮融资金额达到了4.2亿美元。那时候的PPTV已经有了比较好的市场地位和机会，当时很多人都想投我们。选择苏宁和联想作为投资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将PPTV拉回国内，到A股上市。此外，和苏宁结盟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还希望能占领客厅。大家知道，互联网上，BAT这样的公司已形成了某种垄断，我们如果不和他们合作，很难突破他们的限制。BAT三家在视频领域的竞争，已经不是财务竞争，也没有什么商业模式，而是战略竞争，你花钱我也花钱，因为作为大公司，大家都不能缺少这一环。
所以我们就要转战另外一个战场，不要在现有的视频圈子里面竞争，因为那是个死结。我们认为，除了PC互联网之外，还有电视和客厅。苏宁当时每年销售1亿台电视机，他们有特别强大的硬件渠道，所以双方合作后，在客厅的智能终端中，我们认为还有机会。而且当时苏宁也希望将他们的商铺开设到家庭中，做电视商城或者电视网商。
当时宣布和苏宁合作，很多人都充满疑问，问我们为什么选择苏宁而不是阿里巴巴。我觉得从PPTV来看，我们两边选择哪个都没问题，但是我们当时认为，苏宁这边有巨大的机会去垄断客厅市场。我们当时的野心还是挺大的。
当然，最终在2014年，我选择了离开PPTV，直接的原因是，我找到了更好的机会。就像前面说的那样，我受孙正义的影响比较大，我希望转换身份做投资。另外，当时PPTV已背靠了苏宁这样的大佬，我在不在其中，区别并不是很大。
实际上，我在每一个公司的工作时间都是4~5年，到了这个阶段再往下走，应该说，挑战就变得不大了。人生苦短，我当时希望自己再经历一些挑战，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这5年期间，我们将一个不起眼的小公司，做成了一个一流的视频公司，对此我还是挺骄傲的。当然，创业过程也十分辛苦，有员工晚上加班累到第二天去医院挂水，而我也有超负荷工作后晕倒的经历。那5年里，我很少能吃上正常的餐饭，一般都是盒饭。
在PPTV工作的5年间，我们的用户从千万级增长到了3.5亿，年收入从我入职时候的1000万元增长到了十几个亿。那几年正是国内视频公司飞速增长的时候，我们每年的增长都不能低于三位数，我相信也没有哪家敢低于100%的增长速度。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提出“百日大战”，当时要求在100天内，几个部门的数据要增长5倍。我当时提了这个目标，但我心里认为，他们是达不到的，但让我诧异的是，在100天内，真有两个部门达到了5倍的增长。
当PPTV的用户数达到了3.5亿，作为这个公司的CEO，我要扛着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以前大部分形容我的评语都是正面积极的，而在这几年期间，我不知道挨了多少骂。
重金下注国外技术及国内消费
现在知卓资本管理着6只基金，分别专注于企业天使和早期投资以及后期的IPO、重组类投资，中间阶段PE模式的投资我们不做，所以我们又将这种模式称为哑铃状的投资模式。天使和早期基金约为10亿人民币，后期基金约为40亿人民币，现在一个月要看将近380个项目。
在早期投资方面，我们坚持投资技术和消费两大方向。我们认为，整个行业市场是需要通过技术和消费来拉动的。在技术方面，我们主要投资海外市场。比较而言，海外的技术可能更前沿一些。目前我们总共投资了100余家企业，其中三分之一在海外。这部分投资主要还是围绕和消费者相关的信息行业，也就是大家说的TMT行业，这里面包括了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我们现在投资的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类型的公司有25家。
人工智能的颠覆，不是一般级别的颠覆，远远超过我们以前所有的工业革命，对我个人的冲击也很大。我是做科技出身的，以前特别注重逻辑。比如小时候父母让我打扫房间，我首先要去买本书，看看如何打扫房间，是要先洗抹布还是先动笤帚，我非要把一件事情列出个计划之后才来进行。但今天，我突然发现，人工智能告诉我，很多东西不一定要有逻辑，因为这个系统太复杂了，人类无法理解，但一样会有结果，甚至可以预测结果，这立刻让我有了坐井观天的感觉。
此外，我们还投资了一些致力于改善交通效率的公司，例如我们最近投资了美国研发超音速飞机的Boom Technology。他们的飞机，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音速的2.2倍，可以将北京到洛杉矶的行程缩短至4个小时。就在6月20日的巴黎AirShow上，Boom宣布，已经收到多家航空公司共计高达76架超音速飞机的订单。
整个交通行业现在面临的最大颠覆机会，无论是特斯拉的汽车，还是天上的飞机，都是在帮助人们节约时间。现在我们从中国飞往美国需要12个小时，而未来只要4个小时。这意味着，我们早上去美国，晚上就可以回来。这种效率，对于商务人士来说，就是在节约生命。
此外，我们还收购了一家名为GEOne的可以实现室内室外混合定位的公司，准备拿到国内进行孵化。空间信息行业是我的老本行，今天大部分地图公司都是利用GPS或者北斗等卫星系统定位，而一旦进入室内这种方式的定位就比较困难。现在的GEOne就是利用各种信号再进行室内的详细定位，这将提高外卖物流的效率。
陶闯认为，国内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必将逐步看齐海外，因此该领域的消费升级潜藏着巨大机会。图为知卓资本办公空间一角。
在消费领域，我们将投资重点放在了国内，因为消费的重要对象是人。中国的消费者结构在快速变化，当前国内的中产阶级，也就是家庭年收入超过35万元的人群大概有1亿，而未来3~5年，这个数字将增长到3~4亿。做个对比，美国同样年收入的中产阶层约2.8亿，这意味着3~5年后，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中产阶层消费国家。同时美国的中产阶层已经占到该国人口的80%~90%，他们后续的增长空间有限，而受益于我们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这将带来巨大的消费，我将此称为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
在海外待了15年，我知道海外的中产阶级是怎样消费的，我认为国内的中产阶层也会效仿海外的生活方式。
现在大家将此称为消费升级，但我个人将这个过程细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是追求性价比阶段，人们注重商品的实用价值，希望买到价格低廉又能用的产品，就像淘宝早几年卖的那些爆款商品一样；第二个是品牌时代，人们收入提高之后，不满足于实用性，希望通过购买商品为自己增加身份标签，人们会通过购买LV包等产品来显示自己的阶层，这个阶段他们买的不是商品，而是身份符号；第三个是个性化消费时代，人们不再用某些品牌来为自己贴标签，而是更加注重品味，注重体验，这是当前西方都在追求的一种个性化的消费趋势。
这3种模式在西方的商业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店铺：第一类是沃尔玛，其销售的产品实用，性价比高；第二类是Prada、LV这样的奢侈品店，多年的品牌经营，这些店铺给人来带来的是贵、富有、奢华的印象，所以这就成为一种阶层标志，会满足人们身份标签的需求；第三类公司是类似于Zara的买手店或者设计师店，这种店铺没有品牌的设计师，产品更新率非常高，几乎每周都有新商品上柜，而且每件商品都是个性化的、独一无二的。
快时尚买手模式就体现出了个性化，很多消费者喜欢某件商品，并不是因为大牌或者出自知名设计师之手，而仅仅是因为喜欢。所以ZARA只是一个门店，它的商品来自全球各个设计师。我们现在就是要投资此类公司，满足消费者“不是品牌却有个性”等需求。
比如我们投资了一个名为心生家族的公司。该公司有两个互联网产品，生日管家和心意点点。前者可以帮助用户记忆各个朋友的生日、纪念日等重要事件，并提醒用户在适当的时候送出恰当的祝福；后者则提供各类定制商品，以满足用户个性化的需求，例如在商品上刻字、添加logo等。
像这样的消费，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人们在购买这种服务的时候，并不太注重价格因素，相反更注重个性化和体感。所以我认为，在某一个场景中，情感的附加价值会高于商品的功能价值，这就意味着，人们不再追求商品的简单的功能性，而开始注重商品的情感性。
我早年做地图方面的研究，不吹牛地说，如果不下海，我肯定是院士了。从微软地图部门跳槽到PPTV视频领域，直到今天我都无法判断这个选择是否正确。但我习惯于向前看，从不后悔。
